學術研究

Empirical corpus-based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many positive outcomes in learners’ development of various language skills. However, frontline language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re unfamiliar with corpus technology, mainly due to the lack of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and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training in corpus technology. To address this knowledge gap, we have recently developed a corpus-based language pedagogy (CBLP) that blends language pedagogy with corpus technology. This proposal aims to frame training in corpus technology for student teachers within the TPACK framework to foster CBLP for effective teaching using corpus technology. This research will also provide a theoretical model by investigating how student teachers i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receive TPACK training in corpus technology, and how this can influence their self-efficacies for independent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is project seek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ngue movement and tone in speech production – two parts of articulation formerly considered independent from each other. We look at consonant-vowel coordination in Cantonese and Mandarin, two languages with respectively six and four lexical tones, under different tone and speech rate conditions. Both acoustic (formant) and articulatory (high temporal resolution ultrasound tongue imaging) data will be collected for analysis, followed by analysis-by-synthesis using VocalTractLab. Our findings will shed new lights on (i) our understanding of speech production, (ii)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articulatory control, and demonstrate (iii) the use of articulatory synthesis as a convenient tool for hypothesis-testing in articulation research.

辛約翰(1871-1909)在二十世紀愛爾蘭文學備受推崇，特別是其戲劇創作，例如《西部痞子英雄》和《騎馬下海人》，尤為後人所稱頌。今年是辛約翰一百五十週年紀念，其作品經常展示鄉野、抵抗、想像的重要性，同時卻也因其另類書寫國家與女性而遭人詬病。辛約翰雖然在歐美文壇頗有名氣，但相較於葉慈等塞爾特文藝復興作家，其劇作在大中華地區較少人聽聞。然而，自1920年代以來，辛約翰戲劇在中國及台灣已有九位譯者，其重要性可見一斑。這些譯本雖質量可觀，卻少見相關研究。本計劃將詳細討論辛約翰戲劇的中文譯本，內容包九位譯者：郭沫若、徐序瑄、田漢、彭鏡禧、馬清照、陳戈、蔡進松、張崇旂、謝志賢。為能進一步瞭解辛約翰的中文譯本，本研究亦討論《西部痞子英雄》的兩個劇場表演，第一場於2006年在北京演出，而第二場則在2016年於台北登場。本計劃擬依照譯本出版的時間順序，研究辛約翰戲劇在大中華地區的譯本與舞台演出，期能處理不同年代譯本的重要議題：跨文化翻譯的本質與類型、中西方文化的交互影響、早期文化藝術的歸化與異化、可譯性的語言學問題等等。除了上述譯本與舞台演出以外，為能全盤了解辛約翰作品於華文地區的接收與理解，本計劃也將檢視其他研究資料，例如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以及報章雜誌文章等等。橫向來看，本研究將有助深入瞭解辛約翰戲劇在大中華地區的翻譯、接受、以及影響。縱向而言，本計劃將有助於闡明辛約翰劇本中譯作為現代中國與西方文化交流一環的意涵

香港現代主義究竟始於何時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定論。例如，有部分學者認為香港現代主義的起點是五十年代，但亦有研究認為應該追溯至更早的時間。雖然要為香港現代主義的起點定一個準確的年份並不容易，但一般認同《文藝新潮》在這個文學思潮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文藝新潮》於1950年代由馬朗（馬博良）出版，他本身是詩人但同時亦是這本文學雜誌的編輯。由於《文藝新潮》對香港現代主義發展影響深遠，所以兩者的關係一直是研究及討論的焦點。然而，到底《文藝新潮》多大程度上倡導現代主義仍然需要進一步討論。事實上，雖然馬朗指出《文藝新潮》是旨在推動現代主義的發展，但雜誌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李維陵卻持不同想法。李維陵在雜誌的第七期中指出，「現代主義」這個概念能否涵蓋現代生活的種種問題是值得反思，及有待研究。 正如上述提到儘管香港現代主義的起點還沒有定論，但較能肯定的是《文藝新潮》對香港現代主義日後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因此是項研究將集中在以下的議題上：《文藝新潮》包含了哪些現代主義的特徵？事實上，在現有的研究中只有極少數對現代主義的特質進行探討。同樣地，現有的分析亦很少參考最新的西方現代主義論述。這項研究希望透過分析雜誌全部內容（共十五期），嘗試補充這些方面的研究，其中焦點會放在以下兩種重要的特色。這個研究計劃提出並且說明這本雜誌政治取向的轉變（由民族主義改變為本土主義），以及把中國抒情傳統本地化這兩種特徵，為日後香港現代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是項研究計畫相信通過把《文藝新潮》中主要的現代主義特色勾劃出來，會有助理解早期香港現代主義的特徵。

研究摘要 媒體再現是文化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誰可以出現在電視上？他們的形象是多元的，抑或是定型的？為什麼？後果如何？這些是審美和政治的問題。本研究計劃書寫一部香港電視劇（下稱港劇）再現的內地人形象的歷史。從懶惰的囚犯阿燦（《網中人》1979），到高學歷的狡猾女人田蜜（《不懂撒嬌的女人》2017），內地人形象變得越來越複雜、多變和矛盾。這種再現具有符號權力，既可以幫助人們想象陸港關係，也定義著香港身分的內容。 馬傑偉（1999）和Gunn（2006）發現了前九七港劇中的一個二元論：野蠻/文明，他們/我們，內地人/香港人，這幫助建構了香港身分。此二元論意義重大，因為它持續出現在後九七港劇中。但是，他們沒有批評此二元論的陰暗面：歧視和符號暴力。

The refugee crisis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the globe has faced; today more than an estimated 68 million people are displaced from their homes. Postcolonial and diaspora studies have been slow to respond to the need to reconceptualize theories of mig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age of migration. The traditional articulations of diasporic identity formation are lacking in theorizing refugee identities characterized by statelessness, violence and precarity. The kinds of transnational affiliations that foster diasporic identity formations are often absent in the case of refugees on the move as are the engendering of hybrid and cosmopolitan identities so celebrated in diaspora studies

國際化在高等教育中越來越受歡迎。雙語課程在 第二語言被用作教學媒介的地區風靡已久。內容（即學科知識）和語言（即第二語言）整合學習就是其中一種雙語課程。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在各地中小學的研究及實踐成果豐碩，但在大學階段的相關研究卻有待發展。研究表明，以英語為教學媒介的護理學教育常因語言障礙效果欠佳。鑑於研究空白及在新冠肺炎後醫護教育的重要作用，我們迫切需要在護理學教育中進行內容和語言整合教學的研究。 因此，本研究將調查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對准護士內容知識和語言發展的影響，其中使用的內容和語言整合教學法將借鑒跨語言和跨符號的最新理論發展進行設計。本研究將採用準實驗設計，招募五名在香港以英語教學的護理學院教職員工及其教授的兩組准護士參加。其中，研究團隊將與護理學教職員設計兩個主題的課程，並使用跨語言和跨符號化啟迪下的內容和語言結合教學法作為教學幹預。第一研究階段將側重與護理學教職員分享內容和語言整合教學的原則。第二階段，在研究團隊的支持下，參與的教職員將實施兩個單元的教學干預。第一組准護士在第一個學習單元為實驗組，第二組准護士則為對照組。而在第二個學習單元中，對照組與實驗組互換。第三階段是評估階段。研究團隊將通過前後測、師生訪談及課堂互動記錄評估在該護理學課程中內容和語言整合教學的有效性。研究結果將促進雙語大學教育、護理學教育的教學效能，以及推進跨語言和跨符號的理論與實踐發展。

蘇軾號「雪堂」，是北宋文學、藝術、宗教融合的推手。黃州貶謫期間，「如來藏思想」成為其安頓心靈、指導文藝的資源之一。蘇詩的宋、清兩代註者號稱「百家」，但儒家學者的視野有時會限制闡釋的邊界。日本室町時代，「五山僧」萬里集九撰著東坡抄物《天下白》，以漢字為主而輔以假名，歷時五年，遍註蘇軾的全部詩作。他擁有藏主、詩僧的修養和立場，因還俗而懺悔，與蘇軾的某些知識與心態，不期然形成共構。他視蘇軾為「雪山大士」，視其黃州書齋雪堂為「雪山道場」，為探索蘇軾文藝、佛學的交融提供了新視角。然學界未諳此註，研究極少，更從未立足至關重要的宗教立場。本案考察蘇軾雪詩、雪畫的如來藏意涵，可探索「文學藝術思想史」的新路徑；凸顯《天下白》相較宋、清及早期五山蘇詩註釋傳統的個性，可拓寬「東亞經典闡釋學」的視野；藉助萬里的漢詩文集《梅花無盡藏》，考察其隱居「梅花無盡藏」草庵，為地方僧俗講授蘇詩的行跡，可豐富日本漢學史的認知。

清代乾嘉兩朝國勢強盛，考據學盛行，流而為詩歌，出現了考訂詩的寫作潮流。考訂詩寫作潮流維持了約一百年，這種詩歌以各種文物的考訂為主題，重視資料的爬梳選擇，大多以古詩及歌行體寫作。詩歌史和詩歌批評對以學為詩多予批評，認為其損害詩歌的形象性和抒情特點，故一直排斥這種詩歌；要麼一面倒批評，要麼讓它們在詩歌史中失踪。然而，一種詩體能興盛百年，自應有各方面的條件造成，僅憑依既定的詩歌史大敘述是無法反映它的真實價值。畢竟，這種詩歌在當時是跨流派（浙派的厲鶚、杭世駿，肌理派的翁方綱，性靈派的袁枚、楊芳燦）、跨地域（北京、廣州、杭州等地）、跨階層（名臣如王昶、紀昀，學者如桂馥、黃易，布衣文人如黃景仁等）如此廣泛地流行。而且，考訂詩出現在物質文化極為豐盛的乾嘉時期，不同的「物」在考訂詩和文圈中也有不同意義；以具體個案研究引入不同的研究視角，當能藉此觀察物質、人與文學的關係，對清代詩歌的價值產生新的理解。

Two problems have remained unresolved in speech prosody research. The first one is that there are numerous rival theories that have coexisted for decades -- supporters for one do not necessarily understand the others well. The second one is that in the absence of a universally accepted framework, field linguists working with a new language could propose prosodic analyses not otherwise satisfactory to fellow researchers, in part also due to field-related practical challenges compared with lab settings. Computational modelling can be a useful tool for addressing these problems. This project seeks to promote computational modeling of fundamental frequency as a tool for (i) theory comparison and (ii) hypothesis testing and analysis *for field linguists*. Here we specifically target linguists without background in computer science or statistics.

Writing from sources is an important academic literacy skill essential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to succeed in academia. Nonetheless, because it involves a set of complex cognitive, metacognitive, and self-regulatory processes and strategies, it is extremely challenging. Existing research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of sourcebased writing, adopting qualitative and case-study based methods. While the research generated a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ricate mental struggles and issues during the reading-to-write process, it did not investigate the contextual and behavioural aspects of the process, such as the regulation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motivation. There is also a paucity of research adopting quantitative means to connect important antecedent, process and outcome variables to generate a comprehensive picture with sufficient clarify to guide practice and further research. The proposed study will attempt to address the above gaps in the literature.

尺八作为一种竹笛乐器，被认为是如今日本的代表性乐器之一，其最原始形态可追溯至 8 世纪的中国（Malm, 2000; Wade, 2005)。最早期的中国尺八在其发源地已近乎消亡（Wang, 2010），而其他类型的竖笛，如闭口箫和通口的洞箫（南箫）仍在中国的广泛流传(Thrasher, 2008)。然而，在过去十年中，尺八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复兴”风潮，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尺八演奏家、教师和乐器制造商开始积极地向大众授课以及演奏。在2022年，新一届的国际尺八音乐节将于深圳举行，这是一项四年一度的音乐盛会，此前已在纽约、博尔德、悉尼、京都和伦敦等地举办过。 尺八在中国日渐流行的背后承载着中国实践者们的故事：诞生于唐朝的尺八终于回归它的发源地，并正在恢复其作为中国乐器的正统性。出于对历史的怀念以及对未来的责任，中国尺八界的领军人物将尺八作为一种中国乐器来进行推广。 尺八在日本以外也被广泛地演奏和欣赏（Keister，2004 年；Matsunobu，2011 年；Strothers，2010 年）。在当今蓬勃发展的国际尺八场景中，非日本籍实践者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Smith，2008 年）。随着各国参与者的扩大和多语言空间的兴起，尺八见证了成员界限的变化、音乐认同感和音乐所有权观念的变化(Matsunobu, 2009)。 此前有关尺八国际化的研究论题主要集中在西方人对尺八音乐的接受以及他们对尺八音乐的个性化、去语境化方法的倾向上（Keister, 2004; Matsunobu, 2009, 2011, 2013）。然而，人们对尺八音乐的中国式教学方法知之甚少。与西方实践者相比，中国的尺八实践者有着强烈的植根于中国文化的音乐认同感。基于作者之前对日本和北美尺八实践者的生活经历的研究（Matsunobu, 2009, 2011, 2013, 2015），这项民族音乐学研究旨在揭示如何在中国语境下采用中国式的方法对尺八进行传承、本土化和适用化。

反饋是教學和學習的核心，也能促進學生學習的發展。反饋有效性的核心在於「學生反饋素養」。「學生反饋素養」被定義為學生擁有所需的理解力、能力和性情去理解反饋信息並利用它來增強學習。 在第二語言寫作語境中，譬如在中國內地和香港，將寫作過程壓縮成單一草稿的單稿寫作非常普遍。傳統反饋的主要方法在於教師進行單向的知識傳輸。雖然自我評估和同伴評估可讓學生掌握自己的學習和評估方式，但這不是常見的做法。因此，目前的教學方法限制了學生發展他們有效使用反饋評估能力的機會，還阻礙了學生反饋素養的發展。在這種背景下，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 譬如在教學環境中，學生如何以及多大程度發展他們的反饋素養，以及學生的這種發展如何改善他們寫作。此研究成果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因為如果反饋不能發揮其促進學生學習的作用，就會失去其目的。 儘管對學生反饋素養的實證研究被視為十分重要，但此研究，尤其是在第二語言寫作方面，尚未得到充分的探索。擬議的研究採用跨學年的案例研究設計，將在香港兩所小學的六個小五班級進行。研究參與者包括每所學校同年級的所有教師和學生。 該研究將利用多種數據來源，包括對校長、英語系主任、教師和學生的個別訪談、與學生的刺激回憶法、課堂觀察、寫作檔案文件、學生寫作檔案和學生有反饋的寫作草稿。 因此，擬議的項目有三個目標：1）香港小學學生如何透過使用寫作檔案來提高反饋素養; 2) 這種反饋素養發展對學生在文本修訂和寫作能力提高方面的影響; 3) 什麼因素會影響小學學生反饋素養的發展。 擬議的研究將有助於豐富學生反饋素養的有限文獻，並可為提高學生反饋素養提供教學意義，這將提升學習者能動性並改進其寫作。研究結果將引起香港和世界各地教育機構的教師教育者、學校領導、研究人員和教師的興趣。

透過追溯一種奇怪商品的「生命」—人髮與合成纖維假髮，〈假髮：一種冷戰時期商品的全球史，1958-1979〉探討了在美國冷戰保護傘下亞洲的「奇蹟性」經濟增長。 在1960 至 70 年代期間，假髮成為亞洲重要的冷戰時期商品。它是南韓的第二大出口產品，受雇人口超過40,000 人；同時是香港第四大出口產品，產業聘用高達30,000人，並在印度和新加坡屬於國家支援產業。到 1970 年代，當只有四成的美國女性配戴假髮的時候，假髮已成為由亞洲假髮製造商和韓裔美國假髮零售商主導，價值達 10 億美元的全球產業。即使沒有人打算以假髮來推動亞洲工業化和全球化，其興起並非偶然。隨著美國將其1950 年對華禁運擴大至包括共產主義「亞洲」頭髮，切斷中國 1000 萬美元的頭髮貿易以懲罰其越戰升級，假髮於1965年成為冷戰商品。 這種看似微不足道的干預實際上產生了重大影響。通過限制共產主義頭髮貿易，禁運摧毀了依賴來自中國頭髮的香港假髮業，而韓國藉著自行收集「反共」頭髮，造就了南韓產業的興起。當亞洲假髮製造商爭先恐後地尋找新的、意識形態上可接受的頭髮來源時，一幅錯綜複雜的冷戰時期亞太地區地圖由之而成。商人從中國經印度尼西亞走私頭髮到香港，再從非結盟的印度空運到美國盟友南韓。因此，假髮揭示了亞洲出口導向工業化如何在美國冷戰影響底下及其範圍之外形成。 本計劃以全球和跨領域進路研究冷戰時期歷史。研究假髮的移動軌跡讓我們對亞洲的發展有不同的理解。亞洲的工業化不僅受到冷戰政治及經濟層面影響，更受到從官僚及工廠工人到美髮小販和戴假髮者等普通百姓的影響。通過結合「自上而下」（外交史、政治史及經濟史）和「自下而上」（社會史、勞工史及物質文化）的方法，本計劃以方法論介入兩個發展中的歷史領域—資本主義歷史及全球史，並建構對全球史厚實的跨國研究進路。 〈假髮〉將產生一份書籍提案、會議報告、一篇期刊文章和一份完整的書稿。為了在學術界之外產生影響，項目成果將用於製作多語言全球史教材，這些教材將在本地和通過網站向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傳播。

本研究對後殖民東南亞文學中的和解想像進行批判性的闡述。其旨在考慮文學作為媒介如何探索東南亞過去和現在衝突的修復可能性。我們如何理解東南亞英語文學，並批判性地理解和解的魅惑？這些文本如何在其文學策略、敘事形式和形式結構中記錄修復的慾望？文學想像在當今世界各地衝突頻發的空間中扮演著什麼美學、倫理和認知角色？儘管和解在全球公共話語和過渡機制（如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中佔據重要地位，但在文學人文領域尚未獲得持續的討論。在後殖民研究中尤其如此，這些話語經常強調抵抗的倫理價值，並以懷疑的態度看待和解。儘管近年來一些後殖民學者開始研究和解的複雜性，但他們往往忽視了東南亞英語敘事的和解潛力。作為第一次嘗試，本項目旨在為後殖民研究恢復和解這個詞彙，並將該領域的範圍從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亞的主要地點轉移到經常被忽視的東南亞。具體而言，本研究審查了東南亞英語文學關於四個衝突的討論：日本佔領馬來亞的小說，越戰的短篇小說集，柬埔寨種族滅絕的文學回憶錄，以及最近關於羅興亞人危機的詩歌。本項目認為，通過處理暴行及其後果，後殖民東南亞文本在主題上和結構中記錄了和解的倫理。這些文學試圖糾正東南亞內外的不公正現象並修復受傷害的社區，儘管這項任務是艱鉅的。與其在政策和法律途徑中的表現有别，美學中表達的和解捕捉了修復工作的矛盾性、局部性和文化歷史背景。所有案例都考慮了和解的可能性以及不可能性。總體而言，本研究表明東南亞英語文學對重新思考官僚和法律領域之外的和解做出了重要貢獻。

清代《說文》名家朱駿聲（1788-1858）著有《六十四卦經解》，學者多因其形式類近於資料彙編而認為此書只是集舊說之作，這使《經解》的價值歷來被忽視。其實在承繼之餘，朱氏創建亦多，本計劃將從以下兩方面發掘《經解》的研究價值： 其一，《經解》吸納前人《易》說，但朱氏引錄時往往刪改或重組材料，亦會補充看法。他引史說《易》，對史事的評說反映清中葉知識分子的時代意識，而他將當時的天文、地理等新知融入說解，注入了新元素。學者謂《經解》「瑕瑜并列，而無所是非」，評價並不公允。研究《經解》承變之處，能觀察傳統經典如何在後代獲得新生命。 其二，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的成就備受肯定，但學者研究此作，往往忽略了朱氏其他著作的訓詁材料。《說文》通釋字義，《定聲》解說字的一般義，但《經解》專門解《易》，說的是字的經典義，故說釋每異於前兩者。本計劃比對《經解》與《定聲》的訓詁材料，觀察朱氏如何以《說文》的研究成果解《易》，更著重探討他如何在經籍的具體注解之中變化字義。這將突破學者研究朱氏語言學時只取《說文通訓定聲》為材的盲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