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

Empirical corpus-based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many positive outcomes in learners’ development of various language skills. However, frontline language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re unfamiliar with corpus technology, mainly due to the lack of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and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training in corpus technology. To address this knowledge gap, we have recently developed a corpus-based language pedagogy (CBLP) that blends language pedagogy with corpus technology. This proposal aims to frame training in corpus technology for student teachers within the TPACK framework to foster CBLP for effective teaching using corpus technology. This research will also provide a theoretical model by investigating how student teachers i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receive TPACK training in corpus technology, and how this can influence their self-efficacies for independent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is project seek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ngue movement and tone in speech production – two parts of articulation formerly considered independent from each other. We look at consonant-vowel coordination in Cantonese and Mandarin, two languages with respectively six and four lexical tones, under different tone and speech rate conditions. Both acoustic (formant) and articulatory (high temporal resolution ultrasound tongue imaging) data will be collected for analysis, followed by analysis-by-synthesis using VocalTractLab. Our findings will shed new lights on (i) our understanding of speech production, (ii)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articulatory control, and demonstrate (iii) the use of articulatory synthesis as a convenient tool for hypothesis-testing in articulation research.

辛约翰(1871-1909)在二十世纪爱尔兰文学备受推崇，特别是其戏剧创作，例如《西部痞子英雄》和《骑马下海人》，尤为后人所称颂。今年是辛约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其作品经常展示乡野、抵抗、想象的重要性，同时却也因其另类书写国家与女性而遭人诟病。辛约翰虽然在欧美文坛颇有名气，但相较于叶慈等塞尔特文艺复兴作家，其剧作在大中华地区较少人听闻。然而，自1920年代以来，辛约翰戏剧在中国及台湾已有九位译者，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这些译本虽质量可观，却少见相关研究。本计划将详细讨论辛约翰戏剧的中文译本，内容包九位译者：郭沫若、徐序瑄、田汉、彭镜禧、马清照、陈戈、蔡进松、张崇旗、谢志贤。为能进一步了解辛约翰的中文译本，本研究亦讨论《西部痞子英雄》的两个剧场表演，第一场于2006年在北京演出，而第二场则在2016年于台北登场。本计划拟依照译本出版的时间顺序，研究辛约翰戏剧在大中华地区的译本与舞台演出，期能处理不同年代译本的重要议题：跨文化翻译的本质与类型、中西方文化的交互影响、早期文化艺术的归化与异化、可译性的语言学问题等等。除了上述译本与舞台演出以外，为能全盘了解辛约翰作品于华文地区的接收与理解，本计划也将检视其他研究数据，例如期刊论文、博硕士论文、以及报章杂志文章等等。横向来看，本研究将有助深入了解辛约翰戏剧在大中华地区的翻译、接受、以及影响。纵向而言，本计划将有助于阐明辛约翰剧本中译作为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一环的意涵

香港现代主义究竟始于何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论。例如，有部分学者认为香港现代主义的起点是五十年代，但亦有研究认为应该追溯至更早的时间。虽然要为香港现代主义的起点定一个准确的年份并不容易，但一般认同《文艺新潮》在这个文学思潮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文艺新潮》于1950年代由马朗（马博良）出版，他本身是诗人但同时亦是这本文学杂志的编辑。由于《文艺新潮》对香港现代主义发展影响深远，所以两者的关系一直是研究及讨论的焦点。然而，到底《文艺新潮》多大程度上倡导现代主义仍然需要进一步讨论。事实上，虽然马朗指出《文艺新潮》是旨在推动现代主义的发展，但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利瓦伊陵却持不同想法。利瓦伊陵在杂志的第七期中指出，「现代主义」这个概念能否涵盖现代生活的种种问题是值得反思，及有待研究。 正如上述提到尽管香港现代主义的起点还没有定论，但较能肯定的是《文艺新潮》对香港现代主义日后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是项研究将集中在以下的议题上：《文艺新潮》包含了哪些现代主义的特征？事实上，在现有的研究中只有极少数对现代主义的特质进行探讨。同样地，现有的分析亦很少参考最新的西方现代主义论述。这项研究希望透过分析杂志全部内容（共十五期），尝试补充这些方面的研究，其中焦点会放在以下两种重要的特色。这个研究计划提出并且说明这本杂志政治取向的转变（由民族主义改变为本土主义），以及把中国抒情传统本地化这两种特征，为日后香港现代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是项研究计划相信通过把《文艺新潮》中主要的现代主义特色勾划出来，会有助理解早期香港现代主义的特征。

研究摘要 媒体再现是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谁可以出现在电视上？他们的形象是多元的，抑或是定型的？为什么？后果如何？这些是审美和政治的问题。本研究计划书写一部香港电视剧（下称港剧）再现的内地人形象的历史。从懒惰的囚犯阿灿（《网中人》1979），到高学历的狡猾女人田蜜（《不懂撒娇的女人》2017），内地人形象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变和矛盾。这种再现具有符号权力，既可以帮助人们想象陆港关系，也定义着香港身分的内容。 马杰伟（1999）和Gunn（2006）发现了前九七港剧中的一个二元论：野蛮/文明，他们/我们，内地人/香港人，这帮助建构了香港身分。此二元论意义重大，因为它持续出现在后九七港剧中。但是，他们没有批评此二元论的阴暗面：歧视和符号暴力。

The refugee crisis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the globe has faced; today more than an estimated 68 million people are displaced from their homes. Postcolonial and diaspora studies have been slow to respond to the need to reconceptualize theories of mig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age of migration. The traditional articulations of diasporic identity formation are lacking in theorizing refugee identities characterized by statelessness, violence and precarity. The kinds of transnational affiliations that foster diasporic identity formations are often absent in the case of refugees on the move as are the engendering of hybrid and cosmopolitan identities so celebrated in diaspora studies

国际化在高等教育中越来越受欢迎。双语课程在 第二语言被用作教学媒介的地区风靡已久。内容（即学科知识）和语言（即第二语言）整合学习就是其中一种双语课程。内容和语言整合学习在各地中小学的研究及实践成果丰硕，但在大学阶段的相关研究却有待发展。研究表明，以英语为教学媒介的护理学教育常因语言障碍效果欠佳。鉴于研究空白及在新冠肺炎后医护教育的重要作用，我们迫切需要在护理学教育中进行内容和语言整合教学的研究。 因此，本研究将调查内容和语言整合学习对准护士内容知识和语言发展的影响，其中使用的内容和语言整合教学法将借鉴跨语言和跨符号的最新理论发展进行设计。本研究将采用准实验设计，招募五名在香港以英语教学的护理学院教职员工及其教授的两组准护士参加。其中，研究团队将与护理学教职员设计两个主题的课程，并使用跨语言和跨符号化启迪下的内容和语言结合教学法作为教学干预。第一研究阶段将侧重与护理学教职员分享内容和语言整合教学的原则。第二阶段，在研究团队的支持下，参与的教职员将实施两个单元的教学干预。第一组准护士在第一个学习单元为实验组，第二组准护士则为对照组。而在第二个学习单元中，对照组与实验组互换。第三阶段是评估阶段。研究团队将通过前后测、师生访谈及课堂互动记录评估在该护理学课程中内容和语言整合教学的有效性。研究结果将促进双语大学教育、护理学教育的教学效能，以及推进跨语言和跨符号的理论与实践发展。

苏轼号「雪堂」，是北宋文学、艺术、宗教融合的推手。黄州贬谪期间，「如来藏思想」成为其安顿心灵、指导文艺的资源之一。苏诗的宋、清两代注者号称「百家」，但儒家学者的视野有时会限制阐释的边界。日本室町时代，「五山僧」万里集九撰着东坡抄物《天下白》，以汉字为主而辅以假名，历时五年，遍注苏轼的全部诗作。他拥有藏主、诗僧的修养和立场，因还俗而忏悔，与苏轼的某些知识与心态，不期然形成共构。他视苏轼为「雪山大士」，视其黄州书斋雪堂为「雪山道场」，为探索苏轼文艺、佛学的交融提供了新视角。然学界未谙此注，研究极少，更从未立足至关重要的宗教立场。本案考察苏轼雪诗、雪画的如来藏意涵，可探索「文学艺术思想史」的新路径；凸显《天下白》相较宋、清及早期五山苏诗注释传统的个性，可拓宽「东亚经典阐释学」的视野；藉助万里的汉诗文集《梅花无尽藏》，考察其隐居「梅花无尽藏」草庵，为地方僧俗讲授苏诗的行迹，可丰富日本汉学史的认知。

清代干嘉两朝国势强盛，考据学盛行，流而为诗歌，出现了考订诗的写作潮流。考订诗写作潮流维持了约一百年，这种诗歌以各种文物的考订为主题，重视数据的爬梳选择，大多以古诗及歌行体写作。诗歌史和诗歌批评对以学为诗多予批评，认为其损害诗歌的形象性和抒情特点，故一直排斥这种诗歌；要么一面倒批评，要么让它们在诗歌史中失踪。然而，一种诗体能兴盛百年，自应有各方面的条件造成，仅凭依既定的诗歌史大叙述是无法反映它的真实价值。毕竟，这种诗歌在当时是跨流派（浙派的厉鹗、杭世骏，肌理派的翁方纲，性灵派的袁枚、杨芳灿）、跨地域（北京、广州、杭州等地）、跨阶层（名臣如王昶、纪昀，学者如桂馥、黄易，布衣文人如黄景仁等）如此广泛地流行。而且，考订诗出现在物质文化极为丰盛的干嘉时期，不同的「物」在考订诗和文圈中也有不同意义；以具体个案研究引入不同的研究视角，当能藉此观察物质、人与文学的关系，对清代诗歌的价值产生新的理解。

Two problems have remained unresolved in speech prosody research. The first one is that there are numerous rival theories that have coexisted for decades -- supporters for one do not necessarily understand the others well. The second one is that in the absence of a universally accepted framework, field linguists working with a new language could propose prosodic analyses not otherwise satisfactory to fellow researchers, in part also due to field-related practical challenges compared with lab settings. Computational modelling can be a useful tool for addressing these problems. This project seeks to promote computational modeling of fundamental frequency as a tool for (i) theory comparison and (ii) hypothesis testing and analysis *for field linguists*. Here we specifically target linguists without background in computer science or statistics.

Writing from sources is an important academic literacy skill essential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to succeed in academia. Nonetheless, because it involves a set of complex cognitive, metacognitive, and self-regulatory processes and strategies, it is extremely challenging. Existing research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of sourcebased writing, adopting qualitative and case-study based methods. While the research generated a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ricate mental struggles and issues during the reading-to-write process, it did not investigate the contextual and behavioural aspects of the process, such as the regulation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motivation. There is also a paucity of research adopting quantitative means to connect important antecedent, process and outcome variables to generate a comprehensive picture with sufficient clarify to guide practice and further research. The proposed study will attempt to address the above gaps in the literature.

文字与图像都可见于古代礼器上。在不同的古代礼器，不论是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或是纺织品，都常带有图像纹饰，而带刻文或文字则相对较少。除了西周和东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古代礼器上的文字多作为图像纹饰的辅助，或作为器物的制作纪录。及至东汉时期，情况有所转变，部分礼器上的铭文或文字多不再依附图像纹饰，而是单独的出现。而且，这些刻文或文字都出现在较当眼或更重要的中央位置，这些变化似乎显示礼器上的文字带有更重要的功能或意义。此研究将透过整理不同的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并采用艺术史风格分析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讨汉代礼器上的文字及其内容、功能和展示方式的发展，以至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变化。此外，本研究亦希望能了解促使这些变化的因素，以理解时人的死后信仰与长生观念。

反馈是教学和学习的核心，也能促进学生学习的发展。反馈有效性的核心在于「学生反馈素养」。「学生反馈素养」被定义为学生拥有所需的理解力、能力和性情去理解反馈信息并利用它来增强学习。 在第二语言写作语境中，譬如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将写作过程压缩成单一草稿的单稿写作非常普遍。传统反馈的主要方法在于教师进行单向的知识传输。虽然自我评估和同伴评估可让学生掌握自己的学习和评估方式，但这不是常见的做法。因此，目前的教学方法限制了学生发展他们有效使用反馈评估能力的机会，还阻碍了学生反馈素养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 譬如在教学环境中，学生如何以及多大程度发展他们的反馈素养，以及学生的这种发展如何改善他们写作。此研究成果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反馈不能发挥其促进学生学习的作用，就会失去其目的。 尽管对学生反馈素养的实证研究被视为十分重要，但此研究，尤其是在第二语言写作方面，尚未得到充分的探索。拟议的研究采用跨学年的案例研究设计，将在香港两所小学的六个小五班级进行。研究参与者包括每所学校同年级的所有教师和学生。 该研究将利用多种数据来源，包括对校长、英语系主任、教师和学生的个别访谈、与学生的刺激回忆法、课堂观察、写作档案文件、学生写作档案和学生有反馈的写作草稿。 因此，拟议的项目有三个目标：1）香港小学学生如何透过使用写作档案来提高反馈素养; 2) 这种反馈素养发展对学生在文本修订和写作能力提高方面的影响; 3) 什么因素会影响小学学生反馈素养的发展。 拟议的研究将有助于丰富学生反馈素养的有限文献，并可为提高学生反馈素养提供教学意义，这将提升学习者能动性并改进其写作。研究结果将引起香港和世界各地教育机构的教师教育者、学校领导、研究人员和教师的兴趣。

透过追溯一种奇怪商品的「生命」—人发与合成纤维假发，〈假发：一种冷战时期商品的全球史，1958-1979〉探讨了在美国冷战保护伞下亚洲的「奇迹性」经济增长。 在1960 至 70 年代期间，假发成为亚洲重要的冷战时期商品。它是南韩的第二大出口产品，受雇人口超过40,000 人；同时是香港第四大出口产品，产业聘用高达30,000人，并在印度和新加坡属于国家支持产业。到 1970 年代，当只有四成的美国女性配戴假发的时候，假发已成为由亚洲假发制造商和韩裔美国假发零售商主导，价值达 10 亿美元的全球产业。即使没有人打算以假发来推动亚洲工业化和全球化，其兴起并非偶然。随着美国将其1950 年对华禁运扩大至包括共产主义「亚洲」头发，切断中国 1000 万美元的头发贸易以惩罚其越战升级，假发于1965年成为冷战商品。 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干预实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限制共产主义头发贸易，禁运摧毁了依赖来自中国头发的香港假发业，而韩国借着自行收集「反共」头发，造就了南韩产业的兴起。当亚洲假发制造商争先恐后地寻找新的、意识形态上可接受的头发来源时，一幅错综复杂的冷战时期亚太地区地图由之而成。商人从中国经印度尼西亚走私头发到香港，再从非结盟的印度空运到美国盟友南韩。因此，假发揭示了亚洲出口导向工业化如何在美国冷战影响底下及其范围之外形成。 本计划以全球和跨领域进路研究冷战时期历史。研究假发的移动轨迹让我们对亚洲的发展有不同的理解。亚洲的工业化不仅受到冷战政治及经济层面影响，更受到从官僚及工厂工人到美发小贩和戴假发者等普通百姓的影响。通过结合「自上而下」（外交史、政治史及经济史）和「自下而上」（社会史、劳工史及物质文化）的方法，本计划以方法论介入两个发展中的历史领域—资本主义历史及全球史，并建构对全球史厚实的跨国研究进路。 〈假发〉将产生一份书籍提案、会议报告、一篇期刊文章和一份完整的书稿。为了在学术界之外产生影响，项目成果将用于制作多语言全球史教材，这些教材将在本地和通过网站向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传播。

本研究对后殖民东南亚文学中的和解想象进行批判性的阐述。其旨在考虑文学作为媒介如何探索东南亚过去和现在冲突的修复可能性。我们如何理解东南亚英语文学，并批判性地理解和解的魅惑？这些文本如何在其文学策略、叙事形式和形式结构中记录修复的欲望？文学想象在当今世界各地冲突频发的空间中扮演着什么美学、伦理和认知角色？尽管和解在全球公共话语和过渡机制（如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文学人文领域尚未获得持续的讨论。在后殖民研究中尤其如此，这些话语经常强调抵抗的伦理价值，并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和解。尽管近年来一些后殖民学者开始研究和解的复杂性，但他们往往忽视了东南亚英语叙事的和解潜力。作为第一次尝试，本项目旨在为后殖民研究恢复和解这个词汇，并将该领域的范围从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的主要地点转移到经常被忽视的东南亚。具体而言，本研究审查了东南亚英语文学关于四个冲突的讨论：日本占领马来亚的小说，越战的短篇小说集，柬埔寨种族灭绝的文学回忆录，以及最近关于罗兴亚人危机的诗歌。本项目认为，通过处理暴行及其后果，后殖民东南亚文本在主题上和结构中记录了和解的伦理。这些文学试图纠正东南亚内外的不公正现象并修复受伤害的小区，尽管这项任务是艰巨的。与其在政策和法律途径中的表现有别，美学中表达的和解捕捉了修复工作的矛盾性、局部性和文化历史背景。所有案例都考虑了和解的可能性以及不可能性。总体而言，本研究表明东南亚英语文学对重新思考官僚和法律领域之外的和解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说文》名家朱骏声（1788-1858）着有《六十四卦经解》，学者多因其形式类近于资料汇编而认为此书只是集旧说之作，这使《经解》的价值历来被忽视。其实在承继之余，朱氏创建亦多，本计划将从以下两方面发掘《经解》的研究价值： 其一，《经解》吸纳前人《易》说，但朱氏引录时往往删改或重组材料，亦会补充看法。他引史说《易》，对史事的评说反映清中叶知识分子的时代意识，而他将当时的天文、地理等新知融入说解，注入了新元素。学者谓《经解》「瑕瑜并列，而无所是非」，评价并不公允。研究《经解》承变之处，能观察传统经典如何在后代获得新生命。 其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的成就备受肯定，但学者研究此作，往往忽略了朱氏其他著作的训诂材料。《说文》通释字义，《定声》解说字的一般义，但《经解》专门解《易》，说的是字的经典义，故说释每异于前两者。本计划比对《经解》与《定声》的训诂材料，观察朱氏如何以《说文》的研究成果解《易》，更着重探讨他如何在经籍的具体注解之中变化字义。这将突破学者研究朱氏语言学时只取《说文通训定声》为材的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