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務司長張建宗最近在官方網誌〈善用人力資源推動經濟發展〉（2018 年 4 月 15 日）一文，大力推銷長者就業，以應對香港勞動人口不足難題，並引用其他東亞國家的「相關」 數字來增強說服力。筆者當時讀來已經擔心那些數字有淪為囫圇吞棗之虞，到日前再讀到 香港大學統計學專家葉兆輝教授的大文〈長者就業造出雙贏〉（《明報》，2018 年 4 月 15 日，A27 版），將張建宗用過的數字照樣搬弄一次，從而引伸出長者就業甚至能夠發 揮減少貧窮和增加社會流動的奇效，令筆者更加納悶。其實早於去年 11 月政府公布香港最新貧窮狀况的會議上，身兼扶貧委員會主席的張司長就將長者就業與扶貧相提並論。葉 教授大讚張司長的建議「實值得社會各界人士好好討論」，呼應之前，筆者暫時只是有能力嘗試好好提問，先免墮於似是而非之誤。
筆者第一個疑問是，被張司長和葉教授引為長者就業典範之一的新加坡，身在職場的長者到底處於什麼崗位？據新加坡政府社會及家庭發展部《全國長者調查》的數據，2011 年 55 歲或以上（即張司長所謂的年長人士和少老）屬於藍領體力勞動階層的只有三成左右 （全國的藍領體力勞動階層大概是兩成），七成是從事文職以至專業、管理階層的白領工 作或銷售及服務行業。但香港呢？據政府統計處的數字，2011 年在職少老有近 51%從事 藍領體力勞動工作（全港整體數字只是 32%），即使是從事相對較少苛索體力的銷售及服務行業的老人家，也只有一成左右，這情况到了 2016 年都沒有明顯改變。那麼，香港所謂長者就業的主流情况，其實是要 65 歲或以上的老人家下流到底層去扛起體力勞動崗位，以收扶貧之效？這就是張司長所謂的「善用人力資源」去「推動發展高增值及多元經 濟」？就是葉教授所謂的扶貧良方？這跟新加坡的情况明顯是兩回事吧？
新加坡長者就業真以扶貧為大前提？
張司長例舉的文職公務員和葉教授關心的大學研究人員繼續聘任，也許出自兩位的私人視野，但根本就不是香港問題的核心現象所在。新加坡關於長者就業的調查也證實了一些常識：八成在職長者的薪金大不如前，工作上最重要的困難就是體力耐力今非昔比。香港長者勞動人口的職業結構比新加坡的差得多，我們反而鼓勵更用力地將長者向這方向推？而葉教授甚至將長者就業與增加社會流動以因果相稱，更不知從可說起？
歸根結柢，新加坡被典範化的長者就業故事，其實是不是真的以扶貧為大前提？新加坡的調查發現，大約只有一半長者是為了幫補日常開支而投身勞動市場，而這 2011 年的數字比起 2005 年的更有明顯減少；事實上，只有七成在職長者從事全職工作，多於四成人只期望賺取以前一半或更少的收入。在舉世知名的中央公積金的庇䕃之下，77%的新加坡在職長者表示他們的財務狀况是充裕或比充裕更佳，表示經常不夠使費的不足 8%。他們投身勞動市場為的可能是「積極生活」、「消磨時間」等等，也有說是為了未雨綢繆，但以 為主要作用是為了扶貧解厄，就未免失真得很了。
日本活化老齡人口非為「善用」去發展經濟
是的，確實有一部分新加坡在職長者表示他們投身勞動市場是為了未雨綢繆。怎麼說？ 張、葉筆下另一個長者就業典範是日本，其情况更能說明所以：日本政府總務省統計局 《勞動人口調查》的數據，2016 年雖然有 22.7%的 65 歲或以上長者工作，但細看之下會發現超過 77%都屬於「非常額僱員」。相信沒有多少人會否認日本老齡化問題嚴重，但日本「兩層退休金」保障制度遠比香港完善，長者工作的目標是迫於貧下經濟的需要，要依賴恆常工作的收入以解決生計嗎？抑或，更多的是作為幫補之用，藉以確保良好的生活品質在年長之後不會有大幅倒退，甚或更佳？日本是「銀髮市場」發展得最成熟的國家，冠絕全球，近年的有趣例子包括推出專為長者而設的照顧機械人和電子遊戲。推算長者的消費份額佔全國的三成有多，近年更冒起了步入老齡的灰髮族、大額消費的金髮族和關顧善終、殮葬和相關宗教活動的黑髮族市場。與此同時，人口壽命愈來愈長、講求質素的安老服務成本愈來愈高，也是事實，也有學者指出銀髮市場的複雜和潛在風險。於是，長者透 過兼職掙取儲蓄去未雨綢繆，成為自然趨勢。但這跟所謂扶貧，還是兩碼子事啊？
日本另一個十分重要的社會新共識，是透過刺激社區活動參與率去活化老齡人口，數年前展開的「銀髮人力資源運動」，就是招募長者投入社區層面的勞動市場，推動社區發展。長者以自身的經驗和技能到非牟利團體兼職工作，大量、積極地投入節慶、救災以至非主流的、試驗的社區生活發展計劃，追求更大更多元的公眾福祉（而不是張司長所想的：長 者的勞動力依然要被「善用」去推動經濟發展）。一些縣市的招募規模以百萬人計，影響力愈來愈見勢頭和持續力，這就是近年來日本長者以兼職為主的就業人數上升的另一主 因。
香港救亡式扶貧與新加坡日本雲泥之別
是否應該效法日本和新加坡？效法它們什麼？如果一個社會建立了比較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鼓勵長者就業其實是在穩健的生活安全感之上追求自身和社會更高的生活品質。新加坡精神健康研究所的研究發現，在職長者的身體狀况比沒工作的更健康，長期病患更少，患腦退化症風險更低，認知功能更強，社交網絡更豐富闊廣，而這些都是以上述的職業結 構和退休金制度為基礎。日本關西學院大學的黎安國教授也提醒大家，大量日本長者不計 利潤地從事兼職社區參與，在多方面鞏固了社區的基礎，是建基在退休金和全民保險體制的安全認同之上。張司長曾經擔任勞工及福利局十年，退休保障制度也虛應了十年，也談不上做到多少安老樂齡；新一屆政府上場不久，繼任的羅致光就炒作這些東亞國家的長者就業數據去大談扶貧新方向。缺少了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去談長者就業，其實是將捉襟見 肘朝不保夕的貧窮長者，推向體力勞動市場底層去久延殘。這種救亡式扶貧，葉教授還怎樣說到做到「尊重長者意願、提供有質素的選擇」？跟日本和新加坡的情况不是雲泥之別嗎？
羅金義 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聯席總監
趙致洋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社會科學學報》助理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