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多米尼加改為與北京建交，台灣又不被邀請出席世衞會議，在在令人再度關注兩岸政權在國際空間上的爭奪；而更實在、長遠的競技場可能在東南亞。
觀乎雙方都各自提出在那地區的發展戰略，足見它在區域經濟與地緣政治下的重要性。 「一帶一路」倡議中的「一路」（全名「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就是藉東南亞沿線國家的港口深化經貿、投資的合作和連結，打通印度洋的通道。
小蝦米對拚大鯨魚
台灣蔡英文政府於 2016 年上台後也提出「新南向政策」，以「經貿合作」、「人才交 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連結」四大面向，希望與東協國家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
「新南向政策」18 個國家當中，有 16 個與「一帶一路」重疊；這格局有論者視之為與 「一帶一路」競爭，但也有所謂小蝦米對拚大鯨魚之譏。
如果說台灣的經濟實力無法與中國的「金權外交」的競爭，那麼台灣在東南亞就沒有自處之道了嗎？筆者最近出席了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主辦的台灣視野下的「一帶一 路」與東南亞研討會，加上一直以來對此也有關注，不揣淺陋，在此略談一些觀察。
自北京於 2013 年提出「一帶一路」以來，台灣礙於其政治地位一直沒法以「合適」的身 份參與。雖然當時還是國民黨政府治下，但不少台灣學者已經開始提出憂慮，主要集中在貿易和產業方面——過去討論東亞的產業分工，論者常以「雁行理論」去解釋發展模式， 呈現以日本為雁首，東亞四小龍為雁身，東南亞國家和中國大陸憑藉豐富自然資源和大量低廉的勞動力而為雁尾。
後來各國經濟發展步伐不一，雁行格局生變，南韓積極擠進雁首之列，台灣則因為產業轉型未竟全功而一直滯留於雁身位置。台灣經濟研究院就有學者指出，近年北京企圖透過 「一帶一路」建立以中國為首的「新雁行模式」，除了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亦等於為整個東亞的區域經濟重新洗牌，台灣是不是應該視此為實現產業轉型的新機會？
事實上，現時台灣的出口產品已經逐漸不符大陸進口商品的要求，2014 年台灣出口大陸的電機設備及光學製品佔了七成，但這些都不是大陸進口成長最快的產品（如農漁產品、 食品加工、礦業、橡膠等等）。至於與東南亞貿易，從 2017 年的市場統計數字看來，雖然總額普遍向上，出超成長了 4.2%，其實「新南向」18 國佔台灣的總貿易金額還不到兩成。
再看台灣在東協主要 6 國的進口市場比較，其數字從 2014 年的 5.6%到 2017 年的 5.7%， 沒有明顯的增幅；相對中國的市佔率同期由 17%增至 19.7%，可見台灣在東南亞的貿易成長動力不足。
台企經驗比陸企豐富
隨着「一帶一路」開拓東南亞的新市場，沿線國家將因中國的產業轉移而受惠，台灣的 「新南向政策」是否應該配合「一帶一路」？東海大學就有學者提醒大家，台企在東南亞，尤其是中南半島，經驗比「一帶一路」領頭的大陸央企豐富得多，所以後者往往都要依循台企的腳印；如果央企雄霸的是大型基建合約，那麼下游及衍生的相關產業，台企並不是沒有相對優勢去配合。
在融資、金融產業方面，台灣更應善用與香港的關係：台資銀行（尤其有官股背景的）入駐香港始自 1990 年代初，一直是最賺錢的海外分行，而且在參與國際重大基建方面，比起在香港駐紮重兵卻步履生疏的大陸銀行，經驗豐富、成熟得多；這些年兩岸銀行以香港為平台交往十分密切，兩年前大陸銀監會的領導在談及「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台、港角色時，也承認台灣的銀行法規與運作是大陸的重要參考。
在上述的研討會上，就有中正大學的學者坦率地倡議，台灣面對「一帶一路」如何生存已經不是擔憂的重點，在泛綠執政的現實之下「政治不正確」地說，思考的方向應該是如何借助中國實力去幫助台灣獲得相對屬於自己的「紅利」。
如果說，以上是目前台灣的其中一種主流思路，另一種主流想法可能是希望大家超越 1990 年代舊「南向政策」的思考框框，是不是不要再在減輕經濟上對中國大陸的依賴這命題上打轉了，而是要跟東南亞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
台灣前外交部長黃志芳說得更清楚：「新南向政策」的精神，就是把自己當成東協國家的一員；或許，經過近 30 年的南向歷練，台灣更該說自己已經是其中的一分子，再也不能忽視、否定台灣從來就是在南向的路上，台灣本就是在南方。
台灣有很多「東南亞元素」，包括 50 萬東南亞移工，20 萬東南亞新娘，第二代已經漸漸茁壯成長，都是南向的重要尖兵與後勤。
利用軟實力南向發展
上述研討會一位來自正修科技大學的學者有很具體的見解：跟中國大陸拚什麼大投資沒意思，台灣應該發揮的是其軟實力。
北京決策者對中國南方與東南亞文化的相似性其實理解有限，也容易忽略東南亞文化的多樣性，令「一帶一路」所追求的產業與東南亞的落地對接產生不少困難；「金權外交」實力無疑龐大，但其軟實力一直為人詬病，令很多基建項目的成效事半功倍，與當地居民發生衝突也不少。
尤其在開發東南亞國家的內需市場時，對當地文化習俗、人脈、價值觀、特性、通路等更為重要，台灣應藉着其文化相似性及在東南亞發展的經驗，可以發揮「一帶一路」資金所不能及的優勢，相關領域包括先進的農業技術、便宜的先進醫療服務、科技與產業聚落服務、災防救助合作、高等教育、中小企業與創業等等，都遠比大陸央企落實得更有把握。
來自佛光大學的學者也指出，現時台灣在「人才交流」方面尚有不少潛力。台灣教育部最近先後推出「新南向人才培育計劃」的八個面向及「新南向計劃—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的七大部分，最新的數字顯示，南向國家赴台的學生人數由 2015 年的不足 3 萬人增至去年接近 4 萬人，超越大陸學生的數目。
半年前蔡英文在著名的「玉山論壇」發言，便承諾每年吸收 5000 名東南亞學生赴台留學。這些都是「經濟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人文基礎。
在地緣政治上，台灣真沒有條件跟北京博弈嗎？雖然近年來中國在東南亞爭取基建項目不遺餘力，但據月前《富士產經商報》報道，日本在這方便的投資依然明顯領先中國（大約 為 2300 億美元對 1500 億美元之比），當中九成是過去 5 年才開始動工的。
一般相信安倍經濟學令日台關係進入黃金時代，而對「一帶一路」，態度保守的印度去年起跟日本倡議「自由走廊」，當時的經濟部長李世光就承認日商和印度駐台代表就相關項目跟台方有十分頻繁的商討。這也會是台灣「新南向政策」的選項之一嗎？
美國在台協會前主席薄瑞光在那「玉山論壇」上的分享是不是更發人深省——以健全法治為基礎的營商環境、非政府組織和公民社會去開展國際合作，終究是全球趨勢，台灣跟其他亞洲國家相比，優劣立見，什麼是台灣「更聰明」的做法，還不清楚？不到兩年，「新 南向政策」在年輕人的民心上的效果不應輕視：52%的年輕人願意把東南亞列入就學或工 作的考慮，大學生的比例更高達 77%。念及台灣種種，回首香港，我們「更聰明」的選擇又從何說起呢？
羅金義為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聯席總監;
趙致洋為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社會科學學報》助理編輯
#羅金義 趙致洋 #時事評論 - 一帶一路下台灣在東南亞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