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生命教育，相信不少人會聯想到正向、積極、樂觀等性格特質，目的在於提升年輕人的抗逆力，甚至視之為防止學童自殺的萬應良方。

可是，香港學生需要的生命教育，是否僅此而已？

生命教育涵蓋的內容既深且廣，不但要讓學生認識自己、反思生命的意義，亦蘊含價值觀及品德的培養，乃教育的崇高理想。

全球不少國家及地方起初推行生命教育時，的確是為了回應社會議題，如美國及澳洲是為了抗衡年輕人濫藥及濫交風氣，台灣則與校園暴力及青少年自殺個案頻生有關，故大眾若認為推行生命教育是針對社會問題，無可厚非。

不過，筆者所理解之大中華地區的生命教育，並非完全是一個回應式舉措（reactive approach），其核心理念應以仁愛為本，並建基於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蘊，如儒家思想強調的「孝、悌、禮」等美德，以及尊師重道等道德價值（moral values）。近年香港流行正向心理學，其應用性及客觀指標則較強。香港作為中西薈萃、文化交融的城市，正好兼收並蓄，以中國傳統價值取向及思想為主軸，輔以西方的概念和實踐方法推廣生命教育，相得益彰。

台灣推動方式多元化

據悉台灣推動生命教育的框架圍繞「天、人、物、我」，而本港一些關心生命教育的團體，如全人生命教育學會，則提出「身、心、社、靈」四個面向，包含各種人生境界。以「身」為例，生命教育的內容包括控制物慾，欣賞自然，協助青少年建立正確的環境觀及理財觀；「社」則是倫理教育及公民責任，即人際關係，包括與家人、朋友及社群的相處。

生命教育可以很簡單。猶記得去年超強颱風山竹蹂躪香港，不少校園內的樹木倒塌，各區滿目瘡痍，不少學校藉此機會，召集師生合力善後，亦有家長帶同停課的孩子，自發清理風災後的海濱長廊。凡此種種，足證生命教育並非抽象的學術理論，可在生活中找到許多實踐機會。透過「知、情、意、行」，認知客觀事物而產生獨有的情感，從而影響意志及行為，令生命教育得以有效發揮。

在台灣，生命教育的推動方式相當多元化。據傳媒報道，當地有學校以落葉為題，自製繪本，讓低年級學生明白生命的周期，思考死亡的意義；亦有以生命教育為主題的製衣工廠，讓小朋友穿上特製孕婦裝，體驗母親十月懷胎之苦，明白生命得來不易。

要將生命教育融入教育體系，需要用心經營教學環境、建立校園文化，當中教師的角色至為關鍵。筆者深信，教師在推行生命教育時應以身作則，擔當變革促進者（change agent）之角色。若需有人統籌，則可考慮以班主任為切入點，因他們與學生關係密切。

生命教育講求言教身教，作為本港唯一一間專注教師教育的高等學府，教大責無旁貸。現時所有教大的本科生均需修讀佔3個學分的「正向及價值教育」課程；同時，本校亦透過不同捐款項目，為本科生籌辦具生命教育元素的社會服務、文化體驗及教學實踐，有助教大學生內化生命教育的價值。

除教師外，塑造年輕人整全的道德觀及價值觀，家庭的熏陶亦十分重要，家長角色毋庸置疑，尤其幼小的基礎教育時期，正是關鍵階段。因此，教大將致力促進家校合作，令生命教育可應用於家庭層面，例如透過親子活動，讓家長與幼童都有機會領略生命教育的意義和真諦。教大一直與本地學界合作無間，透過雙管齊下的策略，相信有助全方位落實生命教育的理念。

在瞬息萬變的時代，單靠知識及理性，已不足以應對各種前所未見的挑戰。正因如此，筆者於不同場合，均強調未來5年，教大將重點推動生命教育，並已撥備1000萬元，循學校教材及師訓兩方面着手，設計「貼地氣」的教學資源。要擴大生命教育的工作，教大除了要集思廣益，更需要社會各界的支持。為此，筆者已邀請政府官員、立法會議員、學界領袖及教育專家等持份者，出席本月稍後舉行的「教育沙龍」聚會，共同探討如何推展生命教育。

培育Love Quotient

科技發達，人工智能日漸普及，不少刻板重複的工作已被先進機械逐步取代。當電腦的智慧，即其運算速度及效率、解難能力都在人類之上，那麼我們的下一代，又有何優勢呢？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博士曾於不同場合，多次提出要培育「Love Quotient」，即對未來、對社會、對人之間的愛心。他認為，我們必須向年輕人傳授那些機器無法做得跟人類一樣好的東西，皆因機器沒有心、沒有信仰，而人類有靈魂、有價值觀。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亦於2017年提出「教育2030」的願景，特別強調「調和緊張和困境」、「承擔責任」等能力，認為這些特質有助現時的學生，在未來的世界保持競爭力。

教育的真諦，不僅是授業、解惑，更重要的是讓莘莘學子學懂做人的道理，以「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態度，面對未來的世事變遷。

其實，我們的學生不一定要聰穎過人，更不必一定要贏在起跑線，除了學業成績，更重要的，是品德素養、精神與心靈健康，懂得珍惜自己，了解生命的意義，活出生命的價值。


撰文：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教授
刊登於《信報》
2019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