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探究「北宋古文家鬼神观念与祭文」课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研究领域拓展至北宋诗文革新人物所编撰的颂诗、诰令和礼书，以探讨「文道观念」和「王言之体」以及「礼」的联系。

庆历至熙宁、元丰年间(1041-1085)的政治变革与文体革新，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北宋最负盛名的「文人」不仅是「文学」人物，也是当时的思想领袖；他们以「士」自居，任职朝廷，如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先后在这一时期负责撰作诰令(「王言之体」)、梅尧臣参与了《新唐书》的编撰，他们写作了为数不少的雅颂诗篇；欧阳修、苏洵等编修《太常因革礼》；王安石着《周官新义》――那他们如何理解这些著作与「斯文」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们如何在「世变」的时代，通过更广泛的「文」的形式，按自己的理念承传「斯文」，并立天下之「典范」？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在申请人所获「大学教育资助委员」拨款资助，探究「北宋古文家鬼神观念与祭文」课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研究领域拓展至北宋诗文革新人物所编撰的颂诗、诰令和礼书，以探讨「文道观念」和「王言之体」以及「礼」的联系。在这主题下的分题包括： 一． 庆历至熙丰时期，古文家所撰的制诰文书，呈现了怎样的褒贬尺度和涵意？其文体有何特色？其诰令是否/如何呼应了时局世变？古文家如何处理个人政见与礼文规范的差异？ 二． 这一时期诗文领袖所撰作，颂美王道时政的诗篇有何特色？所颂何事？其所揭示的「美」与「道」的观念与时政关系谓何？ 三． 庆历至熙丰年间的「文人」如何从「修文」的角度，编撰礼书，以及诠释礼经？这呈现了他们对「文」和「礼」(包括礼文、礼书、礼仪)关系怎样的认识？ 四． 综合「一至三」，说明这一时期不同文体中，「文人」、「文道」、「礼文」、「文风」、「复古」、「革新」等观念的异同。在全面整理「文人」所撰颂诗、公文、礼书以及上述观念的研究以后，配合学界既有成果，是否能整合出更完整的――「斯文」观念的全图；藉此更有助阐述北宋中期政治变革与文体革新何以同时发生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