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八月焦點：青春躁動，教育何罪之有？
2019/08/06
【明報文章】有一種說法是，現在青年人上街，甚至「勇武」，是現在香港社會面對的最大問題。但曾幾何時，對港青的批評，是他們不問世事只顧吃喝玩樂，或追求上位、上樓、上車、「關上小樓成一統」，香港人的現實、非政治，也曾經是世界知名。那究竟是什麼令我們的年輕一代出現這歷史巨變？
當運動遍地開花時，不少建制人士開始重彈舊調，拷問老師、學校，要追究教育制度在這場社會政治風波中的責任。香港現在走到這一步，當然我們每一人，每一個社會制度都有責任，但究竟教育的角色在哪裏？
很多人，尤其是建制中人，都會對學校的「洗腦作用」有很高的期望或恐懼，當青年人不聽話，就會認為是教育出了問題。對他們來說，解決方法當然就是教育制度和學校老師改轅易轍、痛改前非，真心推動國民教育，就能令學生認識真理，遷善改過，重歸正途。
不過，相信很多有點年紀的香港人，都會記得天主教學校每天都要念主禱文，和大大小小的宗教儀式與活動，當然更有「獨立成科」的必修聖經科。但在這些大規模、有組織的「洗腦活動」之下，不知道有多少青年人，因此變成基督徒，皈依上主？
公民教育成功 國民教育失敗
從社會學角度看，學校的基本作用在於鞏固社會上的主流價值。不是說學校在傳遞正面價值上毫無作用，但前提是這些價值觀，大多已在社會中佔據主流位置。教會學校對傳播真善美，尤其是在一些「大愛」的神父、修士、修女的身教之下，當然也在起作用。但這些價值，在主流社會中，也是被大多數人接受。相反在基本上世俗化的社會，「有神論」對學生的影響，相對就比較有限了。反而一些主流社會中的負面價值，例如階級、競爭、歧視等，往往都會在學校有意無意之間再現。
因此我認為，近年青年成為社會運動的中堅，其實是回歸以來，公民教育成功、國民教育失敗的結果。
公民教育如何成功，施永青先生說得最好：「他們平時在學校，在傳媒上接觸的，是一系列高大上的理念——自由、民主、人權、公義、博愛、平等、環保……自小就耳濡目染之下，很自然就覺得這些是每個人應有的權利，加上基本法亦沒有否定這些普世價值，並且還對其中相當大的部分予以肯定，承諾會在回歸後逐步落實……香港的年輕人並沒有像他們的長輩那樣，把前文所說的一系列普世價值視作人生的奢侈品，而是視作人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回歸以來，每一次大大小小選舉中，政府都會大力鼓勵市民參選、投票，盡市民責任。每項重要政策的論證過程中，政府都會強調諮詢工作，好像每年財爺會在預算案發表前上電視說要聽取市民意見，而施政報告也被宣傳為特首向市民的「報告」。老實說，平常市民或年輕人未必會對這些東西有很大興趣，但耳濡目染，久而久之，這些民主社會與基本價值，他們卻是「聲聲入耳」。
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就好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了，內裏的種種「事物」，不論好好壞壞，都會飛出來。而港人就好像伊甸園中的亞當和夏娃，吃了「知識之樹」的禁果之後，就能分辨善惡、會知羞恥，會以衣服蔽體。當大部分港人都接受了「當家作主」的信息，又怎能怪學生們，會自己思考為什麼政府施政有這麼多問題？
公民教育造就年輕人追求普世價值
學校其實也只是反映了這個大環境。
以小學常識科為例，小六上學期通常會教的就包括一國兩制、基本法、港人治港、特區政府的組成與運作、港人的權利與義務、如何關心社會等等。不過，撇開內容太多太廣之外，課本其實反映相當多普世價值，一點也不保守（當然也不激進）。例如談到「為什麼要有選舉」時，課本只較詳細談到區議會選舉，也將「推選行政長官」看作是「選舉活動」的一種，但顯然一人一票選出代表的觀念，是很正面的提出。如果小學生從小開始，就被「灌輸」這種「普世價值」，連班長也要全民投票，到了中學，又要普選學生會，不要委任，那麼我們又如何禁止他們去思考香港的政制問題？防止有些學生會得出政府施政不符合他們自身價值觀的結論？現在反修例運動的終極訴求其實是雙普選，反映的是香港近年來的尖銳社會政治矛盾，激起信奉普世價值不同世代人的強烈反應。
公民教育並非獨立成科，反而是滲透在各科目中，更有很多時候是通過課外活動，體驗學習。其實在千禧時代初年，本地很多學者對這種模式，都有很大保留，覺得課時不足，老師準備不夠，課程也不夠民主。但正如毛主席提醒我們，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就是這樣被認為是半調子的公民教育，就因為趕上了全球化的民主運動潮流，造就了一代年輕人對普世價值的追求。
有關通識科的問題，其實應該更深入探討。但可惜批評者大多是道聽塗說，或湊合片言隻字來入罪於通識科。通識的「罪」明顯是在於增加了學生們對社會時事的關注，相比不問世事的上一輩，他們不可能對被認為不公義的事情不聞不問。但要指控通識科令年輕人變得激進，我們還未見到有什麼堅實的證據。同樣的邏輯，現在的大學生好像也很激進，是不是因為三改四，多讀了一年大學的關係？
香港中學生的公民知識和素養
除了我參與的研究之外，其實也有其他研究對此問題有旁證的作用。有一個由官方委託的國際研究於2009年、2016年調查了本港及其他37個國家或地區中二學生的公民意識（有機會再另文介紹）。2009年研究團隊的結論是，香港學生在公民教育與素養的知識表現非常優異，在所有參與地區之中位列第五，而學生對政治社會議題的關注度也稍微高於國際的平均數。然而，面對錯的事情卻已有超過一半學生會選擇遊行示威，雖然2009年時他們還是絕大多數反對用堵塞交通的方式（92.8%），也反對佔據公共建築（92.3%）。
不過，到了2016年雖然本港學生的公民知識和素養，仍然維持高水平，甚至有些微進步，但對社會運動的看法卻比2009年更為「激進」。他們對和平表達意見例如選舉或遊行變得悲觀，2009年有54.7%覺得可能或必然會參加和平遊行，但到了2016年卻只有41.1%。反之，雖然覺得自己會參與較為激烈行動的還是少數，但在其間卻是有倍數的增長。2009年認為自己會參與堵塞交通行動的只有7.8%，但到了2016年約有14.1%。佔領公共建築的則由8.2%跳升至14.1%。這顯示了在這幾年之間港青已經歷了一個激進化的過程，對「和理非」的行動感到灰心，而有為數不少的「少數」會認同較激烈的集體行動。但要注意這只是中二的學生，他們是還未受通識科的洗禮。
然而，公民教育的成功，卻反照了國民教育的徹底失敗。
（反修例之十．上，未完，明天續）
作者簡介：現任香港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香港研究學院聯席總監，並曾擔任通識教育科課程委員會主席多年
世紀．星期三專題：港式國教遇上負面中國
文．趙永佳
2019/08/07
【明報文章】昨日文章提及研究指出本港中小學教育成功提高公民意識，數據亦顯示這幾年間港青經歷了一個激進化的過程，對「和理非」的行動感到灰心，有為數不少的「少數」會認同較激烈的集體行動，而當中這些只是中二學生，還未受通識科洗禮。
可是，公民教育的成功，卻反照了國民教育的徹底失敗。
2002年當局作出指引，提出「在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學生有需要更深入地認識祖國的歷史和文化，並加強對國民身分的認同」。雖然之前也曾考慮將公民教育獨立成科，但後來就決定要用滲透式、跨學科及全方位學習內開展。
2007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講話，認為香港要重視對青少年開展國民教育，並加強香港和內地青少年的交流。2008年新修訂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也要加強國民教育的推展。接着時任行政長官的曾蔭權在接連3份施政報告都提出措施，來加強國民教育。直至2011年的施政報告，首次提出要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獨立成科，後來在民間大力反對下將之擱置。
2008年國民身分認同轉向
在這背景下的回歸頭10年，教育界在國民教育方面，也不能說沒有下工夫，也真的是嘗試「通過不同的學習經歷及全方位學習，加強學生對祖國現時發展的興趣和關注」。唱國歌、升國旗、中華文化體驗、回內地交流已是指定動作。從小學開始，常識科就已加進不少有關國情、基本法、一國兩制的內容。甚至到今日還有人呼籲要成為必修的中史科，其實早在2001年開始就成為初中的必修課程，分配不少於總課時5％。一些和中國有關的正面事件，例如中國女排、神舟系列火箭升空，學校都會大力宣傳。我訪問過一些同學會告訴我，在2008年他們學校最熱門的是航天學會！
當年不少調查也指出青年人對中國的態度還算是不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也在慢慢增加。不過，港式國民教育的「成功」，令回歸後青年人對中國由冷感變得關心。這情况在2008年可說是達到高峰，無論是汶川地震、神七升空和北京奧運都令香港青年的注意力聚焦在內地。但現實是殘酷的，當他們「被宣傳」的中國光明面，與他們看到的情况（豆腐渣工程、毒奶粉、貪腐、維權人士被鎮壓等等）出現矛盾，便出現了理解不能的思想混亂。
2008年香港年輕人國民身分認同的轉向，已經被多個獨立的長期研究確認。這些調查的對象幾乎都是18歲的成年青年人，這也說明了在通識科有機會影響青年人之前，他們已經開始離中國愈走愈遠。反國教運動其實不是本土主義的開端，而是第一個高潮，真正的開端其實是2009年末的反高鐵運動。只不過國民教育獨立成科把如何面對中國這個大難題，硬生生塞到當時還是中學生的學民思潮諸君面前，給了他們一個反抗中國「洗腦」的好機會。
青年人不會輕易就信服所謂「正面」信息，大人們愈「欲蓋彌彰」，愈「硬銷」，只會令同學們反感，愈對「反面」的信息好奇。佔中之後，建制曾經發動人大政協入校園宣講，幸好並沒有大規模進行，不然的話同學們只會愈飄愈遠。當然我們更不應忘記對國民教育，應該作用最大的中文和中史，都因為課程太艱深又沉悶，已變成「票房毒藥」，被廣大本土青年唾棄。而且每年達到5萬人次的學生內地交流，也基本上發揮不了效用。
學生開始思考「不良」信息
香港沒有防火牆，可以將「不良」信息隔絕在外。學生每天可以從各種「建制」或「自由」媒體，甚至短訊、社交媒體、網上論壇接觸到不少建制會認為是離經叛道的信息與言論。當學生開始思考這些問題，就如亞當和夏娃吃了知識之禁果一般，我們就沒有走回頭路的可能。香港社會的現狀是高度分化，學生一定、絕對會碰到種種建制派覺得反感的信息。我們不可能再如在殖民時代一樣把學生、課室都關在一個封閉的無菌環境，反而只能因勢利導，幫助青年人建立自身的「抗體」，再去決定自身的價值判斷與行動方向。
前線老師都表示同學們在初中就已有「本土」的傾向，前述的國際調查中，中二學生在2009年還有接近一半（48.7％）表示完全或頗信任駐港解放軍，到了2016年就只有40.5％，只可惜調查未有直接問到國民身分認同的問題。順帶一提，警隊在2009年有72.8％的信任，但到了2016年也跌至65.7％，不知道今天再做的結果會如何？有教通識科的舊生告訴我，他在中五開始講授當代中國單元之前，和同學做了腦圖（mind-map）活動，同學寫下來的，滿紙都是從媒體和互聯網接觸到有關內地的陰暗面。其後他大半年下來，主要工夫都是花在如何令同學多角度思考中國的現况，平衡他們的負面思想。
這令我回想年輕時候的經驗。1970年代到80年代初出現的認中關社運動，完全沒有官方支持，基本上是在青年學生當中自發出現，跟傳統左派運動也沒有太大關連。大部分學校沒有教，但我們硬是學了不少「進步思想」。建制其實應該好好思考一下，當年的社會主義為什麼能對抗港英及主流社會的反宣傳，能對知識青年產生這麼大的影響，現在的愛國主義，又為什麼在政府和愛國陣營大力推動下，還是不能生根？
香港目前的現實是，主流教育制度確實未有處理好國民教育這課題，雖然未至於如某些建制意見般「教壞」青年人，令他們變得激進、抗中，但學校課程實在也未能從小開始，有效地向他們提供一套思想工具，來面對如此複雜的中國。當大人不斷告訴同學，中國是白雪公主，他們就不知如何面對原來它也有變巫婆的時候。到了高中才從通識教育中學習，如何在四方八面轟炸他們的資訊與意（偏）見中作出正確的判斷，可能已經太遲了。但這其實也不能怪罪學校或老師，因為在我們整個國民教育的設計當中，壓根兒就沒有關於如何處理負面中國的元素。在主旋律的帶領下，往往只有到了高中，學校才有機會透過通識科，教導學生多角度理解中國國情及評價負面情况，但這會不會已經太遲呢？
只能開導 不能硬銷
如果說學校的影響沒想像中大，那究竟現在所謂國民教育的工作，學校可以做的是什麼？和很多前線老師一樣，我也是覺得現在高度撕裂的社會氛圍底下，只能開導，不能硬銷。我們現在只能以全面、平衡、開放的國民和公民教育來幫助和引導青年人建立一套經過深思熟慮的價值觀。而通識科更有令同學們獲得對不良信息、偏執言論、片面論據的「抗體」，和建立反思自身價值，認識與自己不同立場的「本能」。這才是香港面對極度社會分化的出路。
怕只怕，在這次政治風波之後，當局會進一步收緊學校的空間，企圖推動「正向」但是片面的國民教育。然而，在高壓宣講之下，不但不可能將學生變得更愛國，反而會激起更大的反動。在整個社會大環境「成功」將年輕一代啟蒙的當下，我們走不了回頭路。現在的香港好像還是看不到有大和解的可能，但我們必須向前看，為了一國兩制的將來，當局必須要提出一套切合香港情况而可行的國民教育課程。不然的話，我們可能變相剝奪了更年輕一代香港人，與內地國情「和平共處」的最起碼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