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各界對年初在旺角發生的騷亂，這兩月來評論不絕。有趣的是，文章無論是探討騷亂起因、警方防暴管理手法、以至亂後政府的處理，似乎都真的「立足本土」。其實示威遊行、地區騷亂，以至大規模暴動的管理，在西方社會一直是重要的政策及學術議題。當然歐美的國情及警察制度，明顯和香港有所差異，但對當今防暴管理的兩大手法，商討式管理（Negotiated Management）及癱瘓策略（Strategic Incapacitation）的批判及補充，這對我們絕對有參考的價值。
以分析 2005 法國騷亂為例，Sophie Body-Gendrot 指出即使年輕人及少數族裔有強烈「社會不平等、不公義的感受」，但這些感覺本身並不足以帶來秩序失控的行為（Disorderly Behavior），暴亂的有效動員（Mobilization），除了參與者被「剝削」的主觀感覺外，當地社會的機制能否把潛在的暴動參與者，有效地吸納到公民社會的架構內，亦是主要的因素。從警務管理的角度分析，當地的警方能否有效地使用不同的媒介向市民發放有關騷亂的訊息，似乎是能否有效遏止，甚至平息暴亂的主要一環。
King 及 Waddington 則從分析英國在 2011 年幾個大城市發生的大規模騷亂，指出最大的問題是倫敦的大都會警隊（Metropolitan Police）及獨立監警會（IPCC）就有關事件的資料發放不一致，甚至是前後矛盾，引致原本已經洶湧的群情一發不可收拾而引致。King 進一步比較英國幾個 2005 年及 2011 年都爆發騷亂的城市，發現原來騷亂比較嚴重的城市，警方的防暴手法都似乎比較「被動」，相反那些警方主動出擊，進行防暴布防之餘再採取社區聯繫手法（Community Liaison Approaches），使市民明白警方行動，似乎能使騷亂更快消退。
商討式管理 vs 癱瘓策略
另一方面，學者如 Donatella della Porta 、 Lorenzo Zamponi 及 Patrick F. Gillham 分析意大利及美國的情況，指在面對示威者人數不確定，訴求紛紜的參與團體的情況，警方往往採取傳統防暴手法中的「癱瘓策略」，通過屯重兵保護政府的重點建築物，使用「適度武力」 控制人群，甚至在「出亂子」的情況下使用催淚彈甚至水炮驅趕人群。而 2011 年佔領華爾街大型示威時紐約警方透過空間調配（Spatial Redistribution）；監察（Surveillance）；及訊息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的三大手法，令示威者的行動受到局限。
綜合上述簡略介紹的例子，當前歐美警方所採取的防暴策略，都是從管理示威遊行的聚眾活動開始，但都離不開兩個重要的策略考慮，協調及商討；以及控制與癱瘓。自七十年代起，西方社會經常提出以商討式管理模式，取代傳統的「以暴易暴」式的升級武力範式 （Escalated Force）。對前線警務人員加強聚眾活動的管理訓練，減少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以較為寬容、克制的態度對待示威者，同時着重與示威舉辦單位的溝通、協調與談判。 但在意大利及美國華爾街的兩個案例中，明顯地相關地方的警方強調的是怎樣令警隊在防暴部署中，有效控制場面。隨着全球化的影響，愈來愈多大型的示威活動，都針對跨國組織會議而舉行，示威者更往往以較為激烈的手段表達訴求，亦因依賴媒體及網絡動員，示威群體分散，欠組織，甚至無領袖。即使警察嘗試跟示威者商討，但每每不能成功。而在美國「九一一」恐襲後，西方國家開始強調危機管理來保障自身安全，對防暴的手法帶來微妙的改變，繼後發展成「癱瘓策略」。「商討式管理」及「癱瘓策略」在防暴工作中， 明顯地各有優劣，而世界上亦基本沒有任何一支警隊會兩者選其一。但更重要的是，警方面對騷亂，採取哪種手法防暴及平亂，其實怎樣也離不開執政當局在市民眼中的認受性。
何家騏_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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