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祖國已25年，而隨着國安法實施，社會秩序亦逐步回復平穩；但有關「人心回歸」、即港人國民身份認同這一議題，仍有不少關鍵問題，須一一拆解。

改革教育方針 港府社會須協力

筆者眼見香港的愛國情緒，在2008年北京奧運期間達到高峰，之後又隨着一波接一波的深層次社會矛盾爆發而不斷下跌。這些年來，不少年輕人開始執着於在「香港人」和「中國人」兩個身份中任擇其一，折射了我們過去在國民身份教育方面的不足。

本港未來整體教育方針和制度應如何改革和完善，如何為我們的下一代提供正確引導，幫助他們建立正向價值觀，以及對國家的歸屬感與認同感，都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須深思並協力解答的問題。

筆者想先從一些自身經歷談起。港英政府時期，在教育方面着力推行「去國籍化」和「去政治化」，時至今日，我仍清楚記得小學老師在談及身份時，說我們不是英國人，而是「在香港的中國人」；長大後，筆者到法國留學，亦曾有朋友對我的身份感到好奇，皆因當時港人即使持有「英國海外屬土公民護照」，卻無居英權，而且入境英國仍須申請簽證，所以我想自己充其量只是一個「拿着英國旅行證件的中國人」。

之後又有一次，我與法國朋友同遊倫敦，他手持法國身份證明，輕易過關，我卻被入境人員帶到一旁，仔細查問並翻查背包後，才允許通行。是次經歷，令我畢生難忘。

筆者父母祖籍中山，我年少時常見他們回鄉探親，心中隨之埋下對家鄉的情意結；即使後來社會陸續出現「中國香港人」和「香港中國人」等不同稱謂，各有解讀和表述，我也從未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中國人。除了學習語言和中華傳統文化習俗，認識祖國歷史和親身踏足內地的體驗，亦有助我具化國家的概念和提升歸屬感。

整合內地交流 建完善評估機制

因此，筆者認為，本港開展的中小學內地交流計劃，將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計劃涵蓋在內，是幫助新一代年輕人樹立對祖國的正確認識、培養愛國情懷，以及建立國民身份認同的重點途徑。就此，筆者有兩點建議：

（一）進行資源重組，並設立交流項目質量評估和監控機制
自計劃開辦以來，內地交流團質量參差不齊的問題，一直為人詬病；與學校自行籌辦的交流活動相比，教育局透過「價低者得」招標委託旅行社承辦的交流團，質量問題更為明顯。「重量不重質」和「出錢不出力」，是令內地交流計劃在過去多年未見顯著成效的主要原因。因此，特區政府應整合所有同類型的內地交流項目，建立一套完善的評估標準和機制，監控項目質量，確保資源投放用得其所。

（二）交流項目應以考察或主題形式展開，以「知、情、意、行」為本
內地交流活動需要關注知識層面的拓展，即加深對祖國歷史和文化及現今國情的認識、教學目標和主題立意的清晰連貫，以及學生的參與程度。此外，還要着重情意的連結。

在筆者成長的年代，港人普遍對內地抱有家鄉情意結，但現今的香港年輕人大多沒有了這種聯繫。因此筆者認為，透過幫助兩地學生在早期階段建立朋輩關係，既能使他們在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中由景及情，也能幫助他們增強對祖國的親切感。

國民身份認同的建立，從非一朝一夕之事，親身體驗遠比課本說教更易喚起情感共鳴，這種朋輩關係可填補新一代年輕人建構國民身份認同中所欠缺的「情」。

此外，交流活動也可透過更多正向信息，以增強香港學生對國情的了解，例如過去幾十年來國家不遺餘力地推進扶貧工作，至今已有7億多人實現脫貧，民生得到實質改善，便是毋庸置疑的巨大成就。

過去兩年，疫情令不少內地交流活動耽擱，雖然有小部分轉為綫上形式，也取得不俗效果，但與實地參訪能給予學生的直觀體驗相比，仍略顯不足。筆者希望在疫情回穩、各方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特區政府能盡快重啟實體內地交流項目。

注重內容趣味性 避教條式教育

放眼世界各地，不同政府均致力提升年輕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國安法在港實施，為進一步推動國家安全教育奠定基礎，特區政府應確保國民教育有系統及有策略地推行落實，更要加強不同教育階段的銜接，尤其在基礎教育階段，應注重增加內容的趣味性，以貼合生活的話題和活動等作為切入點，循序漸進，避免教條式教育。

《基本法》賦予香港市民有別於內地市民的權利，這是一國兩制的特色，也是無可置疑的事實，但我們同樣肩負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和義務。筆者冀望新一屆政府能保障國民教育政策改革的連貫性和執行的延續性，培養我們下一代成為兼具家國情懷和國際視野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