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項目

研究摘要 媒體再現是文化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誰可以出現在電視上？他們的形象是多元的，抑或是定型的？為什麼？後果如何？這些是審美和政治的問題。本研究計劃書寫一部香港電視劇（下稱港劇）再現的內地人形象的歷史。從懶惰的囚犯阿燦（《網中人》1979），到高學歷的狡猾女人田蜜（《不懂撒嬌的女人》2017），內地人形象變得越來越複雜、多變和矛盾。這種再現具有符號權力，既可以幫助人們想象陸港關係，也定義著香港身分的內容。 馬傑偉（1999）和Gunn（2006）發現了前九七港劇中的一個二元論：野蠻/文明，他們/我們，內地人/香港人，這幫助建構了香港身分。此二元論意義重大，因為它持續出現在後九七港劇中。但是，他們沒有批評此二元論的陰暗面：歧視和符號暴力。

The refugee crisis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the globe has faced; today more than an estimated 68 million people are displaced from their homes. Postcolonial and diaspora studies have been slow to respond to the need to reconceptualize theories of mig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age of migration. The traditional articulations of diasporic identity formation are lacking in theorizing refugee identities characterized by statelessness, violence and precarity. The kinds of transnational affiliations that foster diasporic identity formations are often absent in the case of refugees on the move as are the engendering of hybrid and cosmopolitan identities so celebrated in diaspora studies

蘇軾號「雪堂」，是北宋文學、藝術、宗教融合的推手。黃州貶謫期間，「如來藏思想」成為其安頓心靈、指導文藝的資源之一。蘇詩的宋、清兩代註者號稱「百家」，但儒家學者的視野有時會限制闡釋的邊界。日本室町時代，「五山僧」萬里集九撰著東坡抄物《天下白》，以漢字為主而輔以假名，歷時五年，遍註蘇軾的全部詩作。他擁有藏主、詩僧的修養和立場，因還俗而懺悔，與蘇軾的某些知識與心態，不期然形成共構。他視蘇軾為「雪山大士」，視其黃州書齋雪堂為「雪山道場」，為探索蘇軾文藝、佛學的交融提供了新視角。然學界未諳此註，研究極少，更從未立足至關重要的宗教立場。本案考察蘇軾雪詩、雪畫的如來藏意涵，可探索「文學藝術思想史」的新路徑；凸顯《天下白》相較宋、清及早期五山蘇詩註釋傳統的個性，可拓寬「東亞經典闡釋學」的視野；藉助萬里的漢詩文集《梅花無盡藏》，考察其隱居「梅花無盡藏」草庵，為地方僧俗講授蘇詩的行跡，可豐富日本漢學史的認知。

清代乾嘉兩朝國勢強盛，考據學盛行，流而為詩歌，出現了考訂詩的寫作潮流。考訂詩寫作潮流維持了約一百年，這種詩歌以各種文物的考訂為主題，重視資料的爬梳選擇，大多以古詩及歌行體寫作。詩歌史和詩歌批評對以學為詩多予批評，認為其損害詩歌的形象性和抒情特點，故一直排斥這種詩歌；要麼一面倒批評，要麼讓它們在詩歌史中失踪。然而，一種詩體能興盛百年，自應有各方面的條件造成，僅憑依既定的詩歌史大敘述是無法反映它的真實價值。畢竟，這種詩歌在當時是跨流派（浙派的厲鶚、杭世駿，肌理派的翁方綱，性靈派的袁枚、楊芳燦）、跨地域（北京、廣州、杭州等地）、跨階層（名臣如王昶、紀昀，學者如桂馥、黃易，布衣文人如黃景仁等）如此廣泛地流行。而且，考訂詩出現在物質文化極為豐盛的乾嘉時期，不同的「物」在考訂詩和文圈中也有不同意義；以具體個案研究引入不同的研究視角，當能藉此觀察物質、人與文學的關係，對清代詩歌的價值產生新的理解。

自從陳世驤於1971年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比較文學討論組的致辭時指出，相對於歐洲的史詩傳統「中國的抒情傳統卓然顯現」後， 抒情傳統論述在歐美及中港台的學術界引起了關注和爭論，至今已成為中國文學眾多研究路徑的其中一種。由於香港曾經作為英國的殖民地的關係，所以香港的抒情作品呈現出和中國大陸和台灣不同的特徵，但香港的抒情傳統特色一直備受忽略。 是項計劃提出香港自1970年到1990年間創作了一批小說及電影，有助建立香港的抒情傳統。

慶曆至熙寧、元豐年間(1041-1085)的政治變革與文體革新幾乎是同時發生的，如何解釋這現象？北宋最負盛名的文人不僅是文學人物，也是當時的思想領袖；他們如何在「世變」的時代，通過更廣泛的「文」的形式，按自己的理念承傳「斯文」，立天下之「典範」？ 針對上述問題，本研究探討北宋「文道觀念」和「王言之體」以及「禮」的聯繫。

This oral history project aims to document the voices of Hong Kong leftist film workers who were active from 1949 to 1966 and to utilize their voices to reconstruct Cold War Hong Kong history.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adopts the common usage of the term “leftist” during this era, defining leftist film workers as those who worked for the three major leftist film studios and the sole distributor of films mad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Until the mid-1960s, leftists controlled a significant share of the Hong Kong film market, produced popular movies and exported their productions and PRC-made films to other Chinese communities

透過追溯一種奇怪商品的「生命」—人髮與合成纖維假髮，〈假髮：一種冷戰時期商品的全球史，1958-1979〉探討了在美國冷戰保護傘下亞洲的「奇蹟性」經濟增長。 在1960 至 70 年代期間，假髮成為亞洲重要的冷戰時期商品。它是南韓的第二大出口產品，受雇人口超過40,000 人；同時是香港第四大出口產品，產業聘用高達30,000人，並在印度和新加坡屬於國家支援產業。到 1970 年代，當只有四成的美國女性配戴假髮的時候，假髮已成為由亞洲假髮製造商和韓裔美國假髮零售商主導，價值達 10 億美元的全球產業。即使沒有人打算以假髮來推動亞洲工業化和全球化，其興起並非偶然。隨著美國將其1950 年對華禁運擴大至包括共產主義「亞洲」頭髮，切斷中國 1000 萬美元的頭髮貿易以懲罰其越戰升級，假髮於1965年成為冷戰商品。 這種看似微不足道的干預實際上產生了重大影響。通過限制共產主義頭髮貿易，禁運摧毀了依賴來自中國頭髮的香港假髮業，而韓國藉著自行收集「反共」頭髮，造就了南韓產業的興起。當亞洲假髮製造商爭先恐後地尋找新的、意識形態上可接受的頭髮來源時，一幅錯綜複雜的冷戰時期亞太地區地圖由之而成。商人從中國經印度尼西亞走私頭髮到香港，再從非結盟的印度空運到美國盟友南韓。因此，假髮揭示了亞洲出口導向工業化如何在美國冷戰影響底下及其範圍之外形成。 本計劃以全球和跨領域進路研究冷戰時期歷史。研究假髮的移動軌跡讓我們對亞洲的發展有不同的理解。亞洲的工業化不僅受到冷戰政治及經濟層面影響，更受到從官僚及工廠工人到美髮小販和戴假髮者等普通百姓的影響。通過結合「自上而下」（外交史、政治史及經濟史）和「自下而上」（社會史、勞工史及物質文化）的方法，本計劃以方法論介入兩個發展中的歷史領域—資本主義歷史及全球史，並建構對全球史厚實的跨國研究進路。 〈假髮〉將產生一份書籍提案、會議報告、一篇期刊文章和一份完整的書稿。為了在學術界之外產生影響，項目成果將用於製作多語言全球史教材，這些教材將在本地和通過網站向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傳播。

本研究對後殖民東南亞文學中的和解想像進行批判性的闡述。其旨在考慮文學作為媒介如何探索東南亞過去和現在衝突的修復可能性。我們如何理解東南亞英語文學，並批判性地理解和解的魅惑？這些文本如何在其文學策略、敘事形式和形式結構中記錄修復的慾望？文學想像在當今世界各地衝突頻發的空間中扮演著什麼美學、倫理和認知角色？儘管和解在全球公共話語和過渡機制（如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中佔據重要地位，但在文學人文領域尚未獲得持續的討論。在後殖民研究中尤其如此，這些話語經常強調抵抗的倫理價值，並以懷疑的態度看待和解。儘管近年來一些後殖民學者開始研究和解的複雜性，但他們往往忽視了東南亞英語敘事的和解潛力。作為第一次嘗試，本項目旨在為後殖民研究恢復和解這個詞彙，並將該領域的範圍從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亞的主要地點轉移到經常被忽視的東南亞。具體而言，本研究審查了東南亞英語文學關於四個衝突的討論：日本佔領馬來亞的小說，越戰的短篇小說集，柬埔寨種族滅絕的文學回憶錄，以及最近關於羅興亞人危機的詩歌。本項目認為，通過處理暴行及其後果，後殖民東南亞文本在主題上和結構中記錄了和解的倫理。這些文學試圖糾正東南亞內外的不公正現象並修復受傷害的社區，儘管這項任務是艱鉅的。與其在政策和法律途徑中的表現有别，美學中表達的和解捕捉了修復工作的矛盾性、局部性和文化歷史背景。所有案例都考慮了和解的可能性以及不可能性。總體而言，本研究表明東南亞英語文學對重新思考官僚和法律領域之外的和解做出了重要貢獻。

關於中國小說的起源，過去多以魏、晉為伊始，至唐代發展成熟。近年來出土文獻研究提供了戰國、秦漢時期，早期小說的材料。但是有關中國早期小說的起源、文體特徵以及社會意義，由於史料不足，學界尚乏共識。本研究認為，《穆天子傳》恰可以彌補這一個缺環。 　　作為中國史上最早出土並完整流傳至今的出土文獻，《穆天子傳》的研究涉及文獻學、古文字學、文學史與歷史地理學等多個學科，具有深遠意義。基於本人過去在西周史的研究基礎，本研究欲對《穆天子傳》作一次通盤研究。首先，從古文字學與版本學的角度，重新檢閱其文本與文字隸定的正確性。其次，以年代明確的金文為時間標尺，分析《穆天子傳》包含的多時代成份。在這些基礎之上，本研究進一步從文學史的視角，探討《穆天子傳》的文獻性質。本研究希望超越真、偽二分的傳統框架，改由史實與想像互動的文學創作過程，解釋《穆天子傳》包含真實與想像成份的原因，進而探討戰國時期史學傳統蛻變出小說的背景與歷程，以及早期小說的作者、讀者、傳佈以及閱讀方式等議題。最後，本研究將以《穆天子傳》保存的地理訊息，探討戰國時期魏國的地理知識及其西北地理想像，為早期小說真偽雜糅的文本特質提供又一例證。 　　本研究涉及《穆天子傳》的文本基礎以及歷史意義，期許其對文獻、歷史、地理與文學史，均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