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崛起是不爭的事實。同時，國際環境出現急遽變化，中美關係愈趨緊張，處於低點，香港更成為兩國博弈的戰略籌碼。在二十大報告中，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多次提及「安全」一詞，包括強調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其對發展的意義。在筆者看來，當中亦蘊含對民生經濟發展受外部角力持續影響之憂。

筆者經常思考，「完全落實西方民主制度」是否真的可以減少社會矛盾？是否重啟經濟增長的唯一路徑？西方社會固然有其可取一面，然而中央政府在促進國家經濟發展進程中所發揮及產生的積極作用，國際社會同樣有目共睹。中國成功令數億人脫貧，人民整體生活得到實質改善，絕非空談，相信其他地方亦難以投入與中國規模相當的資源進行扶貧工程。

事實上，世界各地的政治制度各有不同，難有一套制度放之四海而皆準（one size fits all），故民主模式也須因地制宜。不同政體面對普遍的社會問題，解決方法各有千秋，其優劣自然也沒有單一衡量標準，正如新加坡的管治模式，也不是完全適用於香港。

再者，即使意識形態上存在矛盾分歧，亦不代表雙方一定是對立狀態，非友即敵；擱置分歧，相互尊重及認清制度的不同，並本着求同存異的態度尋找新共識，重新建構平等的對話框架，才可以務實地解決問題。

擬港設調解院 強化國際話語權

不同制度各擅勝場，亦相互競爭。在環球格局下，香港更應發揮兩制優勢，維持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在中美對峙進一步擴大時，美國曾對中國企業海外融資渠道加設重重關卡，但在8月底，雙方最終就跨境審計監管達成新合作，協議在遵守彼此法律的前提下，滿足各自的監管需求，提升兩國企業跨境上市活動監管環境質量，讓美方人員到港進行中資企業的審計工作。由此可見，只有相互讓步，才能尋得發展空間，達致雙贏局面。

此外，據報國家已計劃於香港成立國際調解院，相關籌備工作亦已開展，反映中央看重香港在法制及法律人才方面的獨特優勢。國際調解院的服務對象主要為政府層面的爭議，在香港成立此等機構，代表國家正努力搭建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強化在國際舞台上的話語權。

至於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亦依然牢固，在企業融資、資產及財富管理方面的實力雄厚；在互聯互通機制下，更是滙聚內地和國際的資金，目前香港是亞洲最大、全球第二大的生物科技融資中心，展望未來仍會是世界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探索，可以成為不同制度共存和各取所長的正面例子，亦正是向世界「說好香港故事」的重要論點。政府應把握機會，推動本港港區國安法、基本法及憲法的普及教育，令市民消弭誤解，全面了解兩地的憲制秩序，明白「一國」是「兩制」的大前提。

民間軟實力 助港重建國際聲譽

同時，香港若想發揮好連接國家和世界的溝通橋樑作用，尤其是消除國際社會上個別媒體刻意渲染所導致的誤解偏見，以及促進互利共贏的合作，在推廣香港和中國故事時，須兼備吸引力和說服力，從施政報告及特區政府在各大重要場合的講辭，不難看出政府已加強對外宣傳的主動性。

不過，國際投資者對本地營商環境和政治局勢的解讀，不是一時三刻就能扭轉，而城市的宜居程度，也是影響海外人才來港或留港發展的要素之一。因此，說到最後，促進經濟和解決社會問題的實際行動才最具說服力。

筆者相信，除了大型國際研討會外，民間外交也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例如本港與海外高校之間的學術討論和交流、學生之間的互動，以及民間組織就全球性議題，例如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等的交流合作，均有助香港重建國際聲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