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於15年前、亦即回歸10周年之際，聯同多名學者投稿《明報》¹ ，就如何建立亞洲人才庫，將香港打造為區域教育樞紐建言。當年，我們眼見全球化推動區域交流頻繁，「長三角」和「東京灣」日漸成形，殷盼香港早日奠定亞洲教育樞紐地位，成為國際人才「聚寶盆」。

彈指之間，文章刊出至今已15載，香港回歸祖國亦將近25年。國家已把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列為重要國策，銳意打通區域內的人才流和資金流，帶動泛珠三角地區發展，助力「一帶一路」。適逢特區政府準備迎來第六屆管治班子，也許現在正是時候回顧及展望香港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發展。

與內地高校的協作

早於15年前，我與一眾學者已提出，香港高等教育界要積極與內地及外國院校交流合作與結盟。

近年，香港八大院校紛紛在內地尋求發展。其中，香港中文大學於2014年進駐深圳，正式招生，並於2018年迎來第一屆畢業生，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亦紛紛緊隨其步伐，在內地辦學招生，營運及辦學模式均參照香港。而在教師資歷互認方面，近年內地亦為香港教師開方便之門。本港教師在內地考取筆試和面試及格後，便可申請認證，執教內地中小學，兩地在人才招攬方面的合作漸趨緊密。

至於科研方面亦有長足發展，中央政府不但容許「資金過河」，支援香港各間大學的科研發展，成立國家級實驗室，港府亦於2019年推出內地與香港聯合資助計劃，鼓勵香港和內地的大學、科研機構和科技企業加強科研合作，優勢互補。

事實上，香港高等教育界的學術及科研表現一直相當優秀，無論在國際排名和聲譽方面，都有卓越成績。與亞洲區內最直接的競爭對手，即東京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大學科研實力不容小覷。根據QS最新發布的2022年世界大學學科排名，本港大學共有七門學科躋身全球前十名。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去年公布的「2020年研究評審工作」結果，亦肯定了本港大學的研究項目，當中有七成獲國際專家評為「國際卓越」水平或以上。

未來，我們需要讓本地大學與內地高校合作走向制度化和恆常化，亦要深化兩地在科研方面的協作。一方面協助本地學術科研走進大灣區，發揮產學研效應；另一方面亦要充當橋樑角色，為內地應用科研邁向世界鋪路。當然，香港院校在加強與內地高校合作的同時，亦要維持與亞洲其他院校及歐美院校的緊密聯繫。

人才多向流動

學生的多元化組成，亦是香港院校「國際化」的重要體現。近年，本地適齡學童人口遞減，大學學位競爭的激烈程度亦因此下降。15年過去，香港各界包括特區政府、社會輿論，以及師生的保護心態依舊，對內地及國際學生的投資仍略有不足。

事實上，社會往往忽略高等教育所產生的界外利益。具體而言，非本地生在畢業後留在香港發展，有利整體社會的知識創造及人口素質；如選擇回到原居地發展，亦可與其他外地人才分享香港的文化與制度思維，這正是香港必須強化的軟實力。由是觀之，在保障本地學生升學機會的前提下，政府應協助提升院校配套，包括宿舍、師資和獎助學金等，以吸引更多優質的非本地生來港就學和進修。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流匯點，更可凸顯院校在推廣中華傳統文化的角色和貢獻。

隨着香港發展融入大灣區及國家大局，政府亦應鼓勵本地院校參與其他地區的大專招生機制，支持本地生到內地、往海外交流升學，亦是時候考慮將鼓勵香港學生到內地和海外交流，納入正規課程或視作畢業要求，使本地大學生可兼具家國情懷和國際視野，令香港的年青一代更具競爭力，同時達至人才多向流動。

檢視研究撥款標準

在國際地緣政治形勢發展下，高等教育界的研究撥款標準亦要因時制宜，重新審視。一直以來，公帑資助大學的研究評核和撥款機制都以「國際化」為標準，沿用英國制度，欠缺國家發展大局考慮，未能與時並進。

由是，香港及亞洲地區的高等教育學府所追求的國際化，亦難免以歐美大學為指標。能夠在西方學術期刊刊載大量論文的教研人員，其研究能力往往會被看高一線，間接令以中文撰寫為主的本地研究，例如一些專注於香港社會民生的學術論文邊緣化。

國際化應是一個多元化、多國度的互動過程。世界的高等教育亦理應是百家爭鳴。如今，國際地緣政治形勢日趨緊張，反全球化也帶來社會壓力，香港的高等教育界是時候認真思考，學術研究如何繼續達至傳統國際標準的同時，亦能兼顧為社會服務，避免一般象牙塔學者的弊病，與現實生活脫節。長遠來說，政府必須推動院校商討，建立適合香港、具本地特色的學術研究評審機制，容許在吸收國際經驗的同時，建立植根國家的價值體系，尤其是如何鼓勵本地學者更多參與區域和國家建設和政策研究，為國家未來發展出謀獻策。

我們應緊記，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可為國家內外雙循環的龐大市場擔當重要角色，而關鍵在於香港院校如何利用既有的國際優勢，繼續保持競爭力，為大灣區和國家的高等教育發展作出貢獻。

¹陳家強、張仁良、張炳良、張國華、張楚勇、黃英琦、葉兆輝，〈當亞洲人才庫打造區域教育樞紐〉，《明報》，2007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