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项目

辛约翰(1871-1909)在二十世纪爱尔兰文学备受推崇，特别是其戏剧创作，例如《西部痞子英雄》和《骑马下海人》，尤为后人所称颂。今年是辛约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其作品经常展示乡野、抵抗、想象的重要性，同时却也因其另类书写国家与女性而遭人诟病。辛约翰虽然在欧美文坛颇有名气，但相较于叶慈等塞尔特文艺复兴作家，其剧作在大中华地区较少人听闻。然而，自1920年代以来，辛约翰戏剧在中国及台湾已有九位译者，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这些译本虽质量可观，却少见相关研究。本计划将详细讨论辛约翰戏剧的中文译本，内容包九位译者：郭沫若、徐序瑄、田汉、彭镜禧、马清照、陈戈、蔡进松、张崇旗、谢志贤。为能进一步了解辛约翰的中文译本，本研究亦讨论《西部痞子英雄》的两个剧场表演，第一场于2006年在北京演出，而第二场则在2016年于台北登场。本计划拟依照译本出版的时间顺序，研究辛约翰戏剧在大中华地区的译本与舞台演出，期能处理不同年代译本的重要议题：跨文化翻译的本质与类型、中西方文化的交互影响、早期文化艺术的归化与异化、可译性的语言学问题等等。除了上述译本与舞台演出以外，为能全盘了解辛约翰作品于华文地区的接收与理解，本计划也将检视其他研究数据，例如期刊论文、博硕士论文、以及报章杂志文章等等。横向来看，本研究将有助深入了解辛约翰戏剧在大中华地区的翻译、接受、以及影响。纵向而言，本计划将有助于阐明辛约翰剧本中译作为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一环的意涵

香港现代主义究竟始于何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论。例如，有部分学者认为香港现代主义的起点是五十年代，但亦有研究认为应该追溯至更早的时间。虽然要为香港现代主义的起点定一个准确的年份并不容易，但一般认同《文艺新潮》在这个文学思潮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文艺新潮》于1950年代由马朗（马博良）出版，他本身是诗人但同时亦是这本文学杂志的编辑。由于《文艺新潮》对香港现代主义发展影响深远，所以两者的关系一直是研究及讨论的焦点。然而，到底《文艺新潮》多大程度上倡导现代主义仍然需要进一步讨论。事实上，虽然马朗指出《文艺新潮》是旨在推动现代主义的发展，但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利瓦伊陵却持不同想法。利瓦伊陵在杂志的第七期中指出，「现代主义」这个概念能否涵盖现代生活的种种问题是值得反思，及有待研究。 正如上述提到尽管香港现代主义的起点还没有定论，但较能肯定的是《文艺新潮》对香港现代主义日后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是项研究将集中在以下的议题上：《文艺新潮》包含了哪些现代主义的特征？事实上，在现有的研究中只有极少数对现代主义的特质进行探讨。同样地，现有的分析亦很少参考最新的西方现代主义论述。这项研究希望透过分析杂志全部内容（共十五期），尝试补充这些方面的研究，其中焦点会放在以下两种重要的特色。这个研究计划提出并且说明这本杂志政治取向的转变（由民族主义改变为本土主义），以及把中国抒情传统本地化这两种特征，为日后香港现代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是项研究计划相信通过把《文艺新潮》中主要的现代主义特色勾划出来，会有助理解早期香港现代主义的特征。

研究摘要 媒体再现是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谁可以出现在电视上？他们的形象是多元的，抑或是定型的？为什么？后果如何？这些是审美和政治的问题。本研究计划书写一部香港电视剧（下称港剧）再现的内地人形象的历史。从懒惰的囚犯阿灿（《网中人》1979），到高学历的狡猾女人田蜜（《不懂撒娇的女人》2017），内地人形象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变和矛盾。这种再现具有符号权力，既可以帮助人们想象陆港关系，也定义着香港身分的内容。 马杰伟（1999）和Gunn（2006）发现了前九七港剧中的一个二元论：野蛮/文明，他们/我们，内地人/香港人，这帮助建构了香港身分。此二元论意义重大，因为它持续出现在后九七港剧中。但是，他们没有批评此二元论的阴暗面：歧视和符号暴力。

The refugee crisis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the globe has faced; today more than an estimated 68 million people are displaced from their homes. Postcolonial and diaspora studies have been slow to respond to the need to reconceptualize theories of mig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age of migration. The traditional articulations of diasporic identity formation are lacking in theorizing refugee identities characterized by statelessness, violence and precarity. The kinds of transnational affiliations that foster diasporic identity formations are often absent in the case of refugees on the move as are the engendering of hybrid and cosmopolitan identities so celebrated in diaspora studies

苏轼号「雪堂」，是北宋文学、艺术、宗教融合的推手。黄州贬谪期间，「如来藏思想」成为其安顿心灵、指导文艺的资源之一。苏诗的宋、清两代注者号称「百家」，但儒家学者的视野有时会限制阐释的边界。日本室町时代，「五山僧」万里集九撰着东坡抄物《天下白》，以汉字为主而辅以假名，历时五年，遍注苏轼的全部诗作。他拥有藏主、诗僧的修养和立场，因还俗而忏悔，与苏轼的某些知识与心态，不期然形成共构。他视苏轼为「雪山大士」，视其黄州书斋雪堂为「雪山道场」，为探索苏轼文艺、佛学的交融提供了新视角。然学界未谙此注，研究极少，更从未立足至关重要的宗教立场。本案考察苏轼雪诗、雪画的如来藏意涵，可探索「文学艺术思想史」的新路径；凸显《天下白》相较宋、清及早期五山苏诗注释传统的个性，可拓宽「东亚经典阐释学」的视野；藉助万里的汉诗文集《梅花无尽藏》，考察其隐居「梅花无尽藏」草庵，为地方僧俗讲授苏诗的行迹，可丰富日本汉学史的认知。

清代干嘉两朝国势强盛，考据学盛行，流而为诗歌，出现了考订诗的写作潮流。考订诗写作潮流维持了约一百年，这种诗歌以各种文物的考订为主题，重视数据的爬梳选择，大多以古诗及歌行体写作。诗歌史和诗歌批评对以学为诗多予批评，认为其损害诗歌的形象性和抒情特点，故一直排斥这种诗歌；要么一面倒批评，要么让它们在诗歌史中失踪。然而，一种诗体能兴盛百年，自应有各方面的条件造成，仅凭依既定的诗歌史大叙述是无法反映它的真实价值。毕竟，这种诗歌在当时是跨流派（浙派的厉鹗、杭世骏，肌理派的翁方纲，性灵派的袁枚、杨芳灿）、跨地域（北京、广州、杭州等地）、跨阶层（名臣如王昶、纪昀，学者如桂馥、黄易，布衣文人如黄景仁等）如此广泛地流行。而且，考订诗出现在物质文化极为丰盛的干嘉时期，不同的「物」在考订诗和文圈中也有不同意义；以具体个案研究引入不同的研究视角，当能藉此观察物质、人与文学的关系，对清代诗歌的价值产生新的理解。

自从陈世骧于1971年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比较文学讨论组的致辞时指出，相对于欧洲的史诗传统「中国的抒情传统卓然显现」后， 抒情传统论述在欧美及中港台的学术界引起了关注和争论，至今已成为中国文学众多研究路径的其中一种。由于香港曾经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的关系，所以香港的抒情作品呈现出和中国大陆和台湾不同的特征，但香港的抒情传统特色一直备受忽略。 是项计划提出香港自1970年到1990年间创作了一批小说及电影，有助建立香港的抒情传统。

庆历至熙宁、元丰年间(1041-1085)的政治变革与文体革新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如何解释这现象？北宋最负盛名的文人不仅是文学人物，也是当时的思想领袖；他们如何在「世变」的时代，通过更广泛的「文」的形式，按自己的理念承传「斯文」，立天下之「典范」？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探讨北宋「文道观念」和「王言之体」以及「礼」的联繫。

透过追溯一种奇怪商品的「生命」—人发与合成纤维假发，〈假发：一种冷战时期商品的全球史，1958-1979〉探讨了在美国冷战保护伞下亚洲的「奇迹性」经济增长。 在1960 至 70 年代期间，假发成为亚洲重要的冷战时期商品。它是南韩的第二大出口产品，受雇人口超过40,000 人；同时是香港第四大出口产品，产业聘用高达30,000人，并在印度和新加坡属于国家支持产业。到 1970 年代，当只有四成的美国女性配戴假发的时候，假发已成为由亚洲假发制造商和韩裔美国假发零售商主导，价值达 10 亿美元的全球产业。即使没有人打算以假发来推动亚洲工业化和全球化，其兴起并非偶然。随着美国将其1950 年对华禁运扩大至包括共产主义「亚洲」头发，切断中国 1000 万美元的头发贸易以惩罚其越战升级，假发于1965年成为冷战商品。 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干预实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限制共产主义头发贸易，禁运摧毁了依赖来自中国头发的香港假发业，而韩国借着自行收集「反共」头发，造就了南韩产业的兴起。当亚洲假发制造商争先恐后地寻找新的、意识形态上可接受的头发来源时，一幅错综复杂的冷战时期亚太地区地图由之而成。商人从中国经印度尼西亚走私头发到香港，再从非结盟的印度空运到美国盟友南韩。因此，假发揭示了亚洲出口导向工业化如何在美国冷战影响底下及其范围之外形成。 本计划以全球和跨领域进路研究冷战时期历史。研究假发的移动轨迹让我们对亚洲的发展有不同的理解。亚洲的工业化不仅受到冷战政治及经济层面影响，更受到从官僚及工厂工人到美发小贩和戴假发者等普通百姓的影响。通过结合「自上而下」（外交史、政治史及经济史）和「自下而上」（社会史、劳工史及物质文化）的方法，本计划以方法论介入两个发展中的历史领域—资本主义历史及全球史，并建构对全球史厚实的跨国研究进路。 〈假发〉将产生一份书籍提案、会议报告、一篇期刊文章和一份完整的书稿。为了在学术界之外产生影响，项目成果将用于制作多语言全球史教材，这些教材将在本地和通过网站向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传播。

本研究对后殖民东南亚文学中的和解想象进行批判性的阐述。其旨在考虑文学作为媒介如何探索东南亚过去和现在冲突的修复可能性。我们如何理解东南亚英语文学，并批判性地理解和解的魅惑？这些文本如何在其文学策略、叙事形式和形式结构中记录修复的欲望？文学想象在当今世界各地冲突频发的空间中扮演着什么美学、伦理和认知角色？尽管和解在全球公共话语和过渡机制（如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文学人文领域尚未获得持续的讨论。在后殖民研究中尤其如此，这些话语经常强调抵抗的伦理价值，并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和解。尽管近年来一些后殖民学者开始研究和解的复杂性，但他们往往忽视了东南亚英语叙事的和解潜力。作为第一次尝试，本项目旨在为后殖民研究恢复和解这个词汇，并将该领域的范围从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的主要地点转移到经常被忽视的东南亚。具体而言，本研究审查了东南亚英语文学关于四个冲突的讨论：日本占领马来亚的小说，越战的短篇小说集，柬埔寨种族灭绝的文学回忆录，以及最近关于罗兴亚人危机的诗歌。本项目认为，通过处理暴行及其后果，后殖民东南亚文本在主题上和结构中记录了和解的伦理。这些文学试图纠正东南亚内外的不公正现象并修复受伤害的小区，尽管这项任务是艰巨的。与其在政策和法律途径中的表现有别，美学中表达的和解捕捉了修复工作的矛盾性、局部性和文化历史背景。所有案例都考虑了和解的可能性以及不可能性。总体而言，本研究表明东南亚英语文学对重新思考官僚和法律领域之外的和解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中国小说的起源，过去多以魏、晋为伊始，至唐代发展成熟。近年来出土文献研究提供了战国、秦汉时期，早期小说的材料。但是有关中国早期小说的起源、文体特征以及社会意义，由于史料不足，学界尚乏共识。本研究认为，《穆天子传》恰可以弥补这一个缺环。　　作为中国史上最早出土并完整流传至今的出土文献，《穆天子传》的研究涉及文献学、古文字学、文学史与历史地理学等多个学科，具有深远意义。基于本人过去在西周史的研究基础，本研究欲对《穆天子传》作一次通盘研究。首先，从古文字学与版本学的角度，重新检阅其文本与文字隶定的正确性。其次，以年代明确的金文为时间标尺，分析《穆天子传》包含的多时代成份。在这些基础之上，本研究进一步从文学史的视角，探讨《穆天子传》的文献性质。本研究希望超越真、伪二分的传统框架，改由史实与想象互动的文学创作过程，解释《穆天子传》包含真实与想象成份的原因，进而探讨战国时期史学传统蜕变出小说的背景与历程，以及早期小说的作者、读者、传布以及阅读方式等议题。最后，本研究将以《穆天子传》保存的地理讯息，探讨战国时期魏国的地理知识及其西北地理想象，为早期小说真伪杂糅的文本特质提供又一例证。　　本研究涉及《穆天子传》的文本基础以及历史意义，期许其对文献、历史、地理与文学史，均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