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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上映的電影《爸爸》，將一件發生在十多年前的弒母殺妹倫常慘案，重現觀眾眼前。影片的主線描述這位爸爸，一下子「失去」幾個家人，心裏有莫大的悲痛和不解。這位可憐被「留下」的父親默默獨自生活下去，自責下常常撫心自問：作為父親是否不稱職，只顧日夜工作？是否偏心對待兩兄妹致令兒子懷恨，導致慘劇發生？雖然這宗慘案並非涉及自殺，但事件對留下來的人的影響，與自殺遺屬 (suicide survivor or survivor of suicide) 相若。
本港學生自殺死亡個案在10年間幾近增加了兩倍。一些好像沒有什麼徵兆，又沒有留下遺書的未成年自殺個案，都會給身邊的人留下震驚和漫長的傷痛。每當有學生自殺個案發生，大家會關心自殺的成因、學生的普遍精神健康狀況及面對的壓力，以至教育制度等，卻鮮有人關心學生自殺對其家人及老師的影響。
自殺遺屬一詞，所指的就是「因為自殺事件而遭遇失去和痛苦的人」，通常他們是自殺身亡者的家人、朋友、同事、鄰居、同學甚至是社區。據估計，每一宗自殺事件，有7到10人會受到密切影響。本文希望在社會及專家談論學童自殺的同時，也能關心了解自殺者身旁的家人及老師，對這兩組人物帶來的影響。
學童自殺有眾多原因，有人留下遺書，有人無言離去，留下的往往是難解的謎團。但誰也無法得知那一刻，逝者的心中想着什麼。「你的離去和我有關聯嗎？」「我到底做錯了什麼？有沒有一些地方做得太多或太少？」「難道我的愛和關懷還不足夠嗎？」「我究竟有沒有責任？」
自殺者的父母特別容易感到內疚、羞恥和自責。父母對孩子的成長和保護有責，也許親子關係未必和諧，但當孩子自殺死亡時，父母的角色會受到質疑，隨之而來出現的情緒包括恐懼、憤怒、防衛性的反應和尷尬等。伴隨可能是對死亡事件的沉默、對剩下的孩子過度保護等。父母可能自覺或被他人視為失敗者，往往視談論自殺為一種禁忌，甚至可能不再提起自殺者的名字，試圖避免內疚感和失去的痛苦，然而這樣卻可能會產生家庭秘密，真相被扭曲而在家族中流傳。
至於對逝者的學校老師，特別是當事人的班主任，接到學生自殺身亡的消息，實在是一種沉痛的打擊。「我是否錯過了任何警告信號？」「我是否沒有意識到他/她正在經歷的痛苦？」「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來幫助避免這場悲劇嗎？」作為老師，自覺有責任確保學生的安全和福祉，有責任教導學生心理健康以及在需要時尋求幫助的重要性。所以對學生自殺的消息，老師會感到特別難過，好像最終辜負了這個學生，也代表自己的失敗。
有部份自殺者家屬從來不與他人提及事發後的感受，是怕被人用歧視的目光看待。而旁人也寧願選擇沉默來面對自殺者的家人，不想跟他們多談，害怕會說錯話。事實上，自殺遺屬往往永遠無法完全理解這致命行為的原因，那最後的一根稻草是什麼。老師也無法獨自做到阻止自殺；預防自殺還需要整個社區，家長、學校、輔導和心理健康專業人士的共同努力，為那些出現情緒和心理健康問題的學童提供支援。
面對自殺遺屬，最重要的是適當的陪伴、願意聆聽、不作批判、讓對方感到被接納和關懷，在有需要時鼓勵尋求專業援助，就已經足夠了。在社會層面，我們必須打破對青少年一些不公的負面標籤，圍繞精神健康的禁忌和羞恥，也要鼓勵開放和坦誠的溝通。因此，在難過和困惑中，遺屬和旁人最好不試圖理解一切，不期望每個問題都能得到解釋，讓遺屬更好地接觸自己內心深處的感受和情緒。與逝者一起的記憶，將永遠活在家屬的記憶中，而傷痛事件將更加堅定老師為預防學生自殺而奮鬥的決心，也不斷提醒教育工作者這項工作的重要性。
自殺永遠是悲劇，與自殺者越是有親密連結、或者關係愛恨交織，受創越深。也許家人或老師，最終有可能成為「負傷的遺屬」(wounded survivor) ；傷疤仍在，癒合的傷口結了痂，由傷痛之中漸漸發出內化的力量，化咒詛為良藥，化悲傷為祝福。然而這不是遺屬的責任，而是他們在了解自殺在生命中造成的破壞之後，有意覺地漸漸走出困境，因轉變了人生的價值與態度而出現的成長與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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