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由8月份臨近開學至十月中,已有超過10宗中小學生自殺死亡個案。 1 11月初連續兩星期,分別再有高中男女生各一名墮樓離世,實在令人痛心。有人留下遺書,有人無言離去,但誰人也無法知道,那一刻他們心中想著什麼。
近年,自殺是一個沉重的課題。特別當聽到輕生的是初中的少年人,我們不單感到難過,更會為香港社會而悲哀。他們的未來本應是一片光明,為何最終走上絕路?香港人大多為口奔馳,工時長,生活壓力大;受著眾多因素影響,普遍香港人的精神健康並不理想,孤獨和怠倦感嚴重,不少人社交媒體成癮,幸福感(尤其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近年持續下跌。2
學童一般都在沉重的功課和評核的壓力下成長。他們大多沒有明顯精神疾患症狀,如常返學,但卻未必生活得快樂;加上一般父母都視「成績好」為唯一出路, 對孩子的多元興趣和能力視而不見,3 孩子非要成功不可,否則一無是處。若家庭支援及溝通不足,孩子更容易轉往社交媒體尋找傾訴出路,或沉迷電玩、有些更會沾上毒品(最近吸食俗稱「太空油」,即「依托咪酯」的個案急增),務求以麻醉自己換取放空一刻。
香港大學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今年九月曾表示,去年15歲以下自殺個案有八成生前並沒有精神問題紀錄。 4 政府2023年底推出的「三層應急機制」,主要是識別有精神健康徵狀的學生,及早介入,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加快幫助身陷險境的同學盡快得着專業支援。然而,大部分尋死的學童並沒有岀現精神健康徵狀,「應急機制」就算於今年11月優化及延續,看來也未必能遏阻自殺個案數字。
政府的對策最大的問題,在於只在現有教育及醫療系統中小修小補,將識別及轉介的責任,壓在學校和老師的肩頭上。眾所周知,論工資,香港的老師在全世界是數一數二的高,收入穩定,年年增薪(在鄰近的台灣,教師薪酬只是香港的三分之一)。但香港的老師工作量大,壓力沉重,當你和任何一個「盡責」的老師傾談時必會感受得到。
筆者經常和年輕前線老師接觸,知道不少幼稚園老師每天工作接近12小時,每每晚上7時後才放工。小學老師由九月開課起,每個週末都被安排了不同工作――家長會、開放日、體驗日、帶隊、宣傳、進修,星期日當然還要改簿備課,Monday blues的情況十分常見。中學老師則要摧谷學生成績及活動表現,加上學生能力差異擴大,又要照顧大量SEN(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拔尖保底,身心都顯得疲乏。時移世易,教學模式及教學法不斷轉變更新(個性化學習、創新教學、自主學習、AI輔助等),也促使有一定年資的老師面對轉變的壓力。
教學以外,老師還要面對大量文件工作、活動報價、擬定計劃、層層檢討和匯報,唯有將與學生相處的時間壓縮。筆者也認識不少老師,十分珍惜和學生在課後相處的機會,唯有將文件工作帶返家中晚上完成。長久下來,影響個人休息及家庭生活,也積壓不少疲累。若學校教師團隊文化良好,老師能彼此扶助還好,如果學校領導及管理文化不善,出現平庸不公甚至濫權、導致教師隊工中有人敷衍塞責,這份「育人」的使命就難以長久堅持下去,又或最終總會燃盡。
羅列以上的例子,不是要為老師訴苦或開脫,而是說明在這樣的工作要求下,實在需要降低師生比例,增加專業支援,老師才有空間照顧學生的身心需要。筆者亦認識有老師向精神科醫生求診後,需長期服用抗抑鬱藥物來穩定情緒,協助入眠。
相信沒有人反對學校是一道防止青少年自殺的重要防線,
然而,老師又能騰出多少時間對學生付出個別關懷?
據筆者接觸,近年老師要妥善消化急速的課程改革、推行各層面滲入式的愛國主義教育、安排常規化的境外交流、還要按局方不斷增項的價值觀教育 5,設訂KPI(關鍵績效指標),交上工作報告,接受視學。從教育及社會需要的角度來看,以上每一項均有其價值,只是,橫切看似只是每個工作單項,縱切就成為層層疊加的外在要求,受僱的老師沒有選擇地需全盤執行,可以專業自主的空間就壓縮了。
記得接近20年前羅范椒芬任教育署署長及教統局局長期間,曾為教育改革提出「拆牆鬆綁」,為學校創造空間之說。她又形容教改是一個熱廚房,承受不了就要離開。此番多年前的說話,言尤在耳。到今天,社會和教育環境都徹底改變了,老師要承擔各種新任務,alpha世代的孩子(2010年後出生)是被電子屏幕「揍大」的一羣,再加上幾年疫情的線上學習,令學生變得更習慣從關係中抽離,更沉醉於虛擬世界,老師(及家長)要探究少年人的內心更困難。學校很努力為學生拆牆,奈何無形的牆卻愈來愈厚,功課和考試壓力使學習變得沒趣(不少自殺個案的遺書中也提到學習壓力)。
葉兆輝教授認為,防止學童自殺,建立校內關懷文化才是上策,「學校應留白,讓教師有空間及時間與學生建立關係。」6 有學校投放資源鼓勵學生追夢,要為每個孩子找出亮點,搭建「舞台」讓他們發揮,享受成功的經驗和肯定自我價值,讓學生感到被重視、藉促進師生互動讓學生感到被關愛。 7 有學校加強班主任作為「保護因素」,舉辦更多師生聚會,讓學生有心事時會想起老師,覺得有人會明白他。 8 但這一切都需要「空間」,我相信這就是為學校留白的意義,不再單為追趕課程進度而被迫放棄某些學生,老師有更寛敞的空間去設計教學內容,讓學生可以自由地以適合自己的步伐,去探索這個變化急速的世界。
幾年前有學校推行休整日,讓全校師生從另類校園生活(活動不按常規、沒有評核、學生自決)中得到休歇和歡愉。如果每個月都有一天,甚至每週也有半天的「休整」,師生都可以在學校「hea吓」,學生和老師的精神健康會否更健康?老師多了時間和學生相處,是否能讓學生解開心結,更容易發現學生的需要?
要有空間,師生關係才可以建立並鞏固。
要有空間,子女才可以和父母傾吐心事。
學童自殺,有多少是因來自精神疾患缺乏醫療照顧而導致?又有多少因積壓的困擾和孤獨感,在超負荷的壓力下掙扎而產生厭世?或只因長期情緒無法抒展而被突發事情引爆在一時衝動下發生?這需要學者加以再深入探究。我仍深信,當我們抬頭,天空那一抹蔚藍仍在;只要能站在高地舉目,前面仍是草木青蔥。但是,空間何處尋?香港的學童以至他們的老師,都被重壓得鮮會抬頭舉目,有誰聆聽他們無聲的吶喊,以憐憫的心懷去解放他們呢?
“We would do well to slow down a little,
focus on the significant and truly see the things that matter most.”
Dieter Uchtdo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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