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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首歌曲遭港府入稟申請禁制令，禁止公眾一切以任何方式的傳播，令我想起三十多年前一首粵語流行曲《皇后大道東》。此歌以諷刺時弊的方式，描繪出當時香港社會面對97主權移交的徬徨與焦躁。此曲面世後不久，隨即被中國大陸列為禁歌，直至香港回歸後數年才獲解禁。但2019年香港發生反修例運動，《皇后大道東》旋即再度在內地被列為禁歌，在主要音樂平台全數下架。
面對高調密集的點評指責，媒體亦會因着時勢而作出自限。就在不久之前，一個在報刋多年的政治漫畫專欄亦宣佈正式結束。香港這幾年的創作及言論自由是否不斷收窄，普羅大眾自是心中有數。人非孤島，在社群中生活，相信一般人都能理解，「自由」並非等同無邊際的絕對權利，會有一定界線，但設定這些界線時，如何取得平衡？是否也應有限制？當創作被理解為對體制的不滿、嘲諷或批評，執政者是否也有胸襟虛心接納其背後的意見呢？
在開放的環境下，文學、藝術、音樂、戲劇、影視、出版、設計、建築等各個領域理應可多元發展、百花齊放。每一種創作，都是按創作者對事物的觸感，對生命的感悟，或對環境的反響，以獨特個人擅長的方式或媒體，呈現於別人面前。藝術的價值，取決於人能理解符號的能力。一個忠於藝術的創作者，創作自由從來沒有失去，反而，是否遇到知音人，才是創作關鍵之所在。1
提到創作者自由的心靈，想起日前享譽中外著名畫家黃永玉先生逝世，他被譽為「畫壇鬼才」，一生作品無數，常以貓頭鷹為題材。1974年時值風雲，他一幅隨手在冊頁上畫的睜一眼閉一眼的貓頭鷹，據說是根據貓頭鷹日夜的生活習性而畫，卻被定性為頭號反革命「黑畫」，挑動仇恨社會主義制度。黃永玉因此遭批鬥，和家人被關進牛棚。
前澳門文化學會主席彭慕治 (Jorge Morbey，1988) 曾指出：「創作始終是自由實踐的最純形式。一個人即使身陷囹圄，不失自由思維和創造。因此，創作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由的。旣然思想和創造是自由的，是個人的權力和責任，第三者不應該阻止任何創作接近讀者。讀者是唯一的評判：褒、貶或反應冷淡。」2 當然，每種創作媒體都有其自身的專業判斷，評鑑該創作是優秀或是劣質。劇有劇評，樂有樂評，甚至食也有食評；在不逾越社會普遍接受的道德倫常規範下，創作人應享有文學藝術創作的高度自由，包括以諷刺手法或嬉笑怒罵的形式表達對時弊的針砭。
自由的本質，是建基於互相的尊重。反觀當今世界仍然有各式有形無形的欺壓——威權社會對弱勢無權者的壓迫；對女性的欺凌；對個人信仰及宗教的規限；國際間因霸權而向對方採取軍事或經濟上的脅迫，都是對「自由」的挑戰。是故，維護自由依然是個人和國家的普遍呼聲，也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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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和表達自由當屬「個人自由」之一種，而「自由」這課題，在基督信仰也常被觸及。父、子、聖靈三個位格在本質上獨立，但也同時彼此深深地「滲入」其他兩者，相互關聯。（參約十七20~26）按照聖經，我們相信人是按三一神的形象和樣式被創造的，身分榮耀尊貴（參創一27；詩八3~8）。人類作為被造的高峯，擁有上主的形象和樣式，故我們雖在群體中互相依存，每個人卻也都應是獨立的、自由和自主的，這反映出創造主三一的屬性。
然而，自由並不等於隨心所欲，自我放縱。真正的自由，也不是外界能給予的，而是創造時上主賜予我們靈魂的自主。從另一個角度看，沒有人是「完全自由的」。最終，每個人要在作義的奴僕，和作罪的奴僕上選擇，（參羅六16~20）而這個善惡之間的選擇，正是上主賦與我們終極的自由。沒有強迫、沒有壓制，祂只以犧牲的愛來吸引我們選擇以愛回應。一旦通過上主的救贖，從束縛中解放出來（參羅七24~25），我們就能做靠自己不能做的事，在順服上帝律法下過恩典的生活（參羅八3~4）。這就是真正的自由。無論外在環境如何改變，心靈的自由是無人能奪去的。
想起長期在互聯網電影資料庫 (IMDb, Internet Movie Database) 排名榜首的電影《月黑高飛》（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1994）。銀行家安迪因一場冤案被判以終身監禁。監獄的圍牆限制人的自由，當其他囚犯已經徹底「體制化」(Institutionalized)，只想安安穩穩在監獄渡過餘下的日子，深信自己是無辜的安迪並沒有放棄自由的希望。最後安迪用挖了近二十年的祕道，成功逃離監獄。片末，在墨西哥的海岸邊，安迪和獲假釋的獄中好友瑞德終於在自由中重逢，相擁入懷。
“Fear Can Hold You Prisoner. Hope Can Set You Free.”
「恐懼囚禁靈魂，希望還你自由」
《月黑高飛》經典對白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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