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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今日約有一半公營學校由基督宗教團體所創辦，不少因其深厚的辦學歷史及優良傳統，深受家長嚮往，自上世紀以降，栽培出不少傑出優秀的人才，對國家社會作出極大的貢獻。
時光荏苒，滄海桑田，經過歷史的推進，香港早已不是一個小漁港。廿一世紀的物質生活條件比上幾代人所經驗的豐厚得多，學生要的再不單是識字謀生。世界已經翻天覆地，個人主義盛行、道德多元、界線模糊，加上家庭結構瓦解、功能失衡，知識碎片化、網海無邊，價值觀變得扭曲。教會要秉承起初以傳道服務，堅持以基督教信仰價值辦學，存在極大挑戰。
我們不得不承認，學界中普遍存在比拼，為了生存，有些基督教學校也被逼追逐成績增值，標榜學生才藝出眾，卻在信仰教導及靈性培育的表達上隱晦不明。學校慢慢走向以人為本，教育目標也就趨向世俗化，以人的成功標準取代神對人原本的心意。
基督教教育應以神為本―不是要宣講信仰如何令人得好處，或藉信仰教人如何成功，而是將神的話放進學生心中，讓人知道要去敬畏神、以榮耀神為一生的目的。學校基督教教育，是幫助學生發現神對生命的定義，以基督信仰和價值， 在六育上培養學生成長，建立基督化人格，讓人的生命得自由， 並照合神的心意的方式生活。老師不獨期望將人帶到教會，而是帶到神面前，讓他們跟隨基督。
昔日上主曾感召不少傳教士來華，默默耕耘，宣教辦報、創設學校，引進西方文化與科技，也促使廢除長達千年的科舉制度，對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影響深遠。香港在中華大地南方一隅，因著管治方式有別，傳教士在這裡創辦學校得著更多方便，透過教育改變社會，也讓很多家庭透過孩子的教育，有機會認識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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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開埠初年，海外傳教士看準香港為福音傳入中國內陸的轉口港，其中倫敦傳道會及美國浸信會差會在香港教育的參與，見證了上帝的奇妙計劃，很值得今日面對社會劇變的教育工作者以至辦學團體，作為尋找定位的參考。
1836年美國浸信會差會差派叔未士牧師夫婦來華，首先在澳門成立學校及教會，1842年轉到香港，先後在中環設立書塾及教堂。叔何顯理師母 (Henrietta Hall Shuck，1817-1844) 熱愛教育，於1844年把家變成寄宿學校，因學生人數逐漸增多，她再增設另一學校。對比當時的華人，叔師母當然更有學識，但她常俯就卑微，以身作則。 1
就在事工發展興旺之際，年僅27歲的叔師母卻積勞成疾不幸離世。叔何顯理不僅是基督教教育及創立香港女校的先驅，更是第一位在香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女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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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香港開埠早期教育的經典人物，要算是從英國來華的理雅各牧師 (Rev. James Legge，1815-1897)。1843年，他將英華書院和中文印刷所由馬六甲遷至香港，自己也隨之遷居香港薄扶林，成為香港英華書院首任院長，透過開辦神學院、翻譯、印刷，接觸華人而將福音帶至華人社區。神學院引進西式教育所培育的人才，剛好配合開埠所需。理雅各亦看準藉教育培養社會專業人才的時機，伙同當時的官員，構思將英國公立學校的模式引進香港。理雅各夫人瑪麗對英華書院附屬女子學校大力支持，成為中國最早的女學之一。
1860年，理雅各成為香港教育局決策人物，於是便大張旗鼓地推動「注重實用性」的世俗教育。1862年2月，在港府的支持下，中央書院正式開學（即現在皇仁書院的前身），標誌著香港教育事業革新的新里程。
1848年中，理雅各的女兒安妮在香港不幸去世，理氏夫婦悲痛不已。1852年，夫人瑪麗在香港染病去世，其後兩個女兒又先後夭折。1853年，他最小的女兒也死在回蘇格蘭途中。理雅各經歷了接二連三的打擊，當時只留下他一個人在香港，其悲苦可想而知，但他並沒有被擊倒，每天堅持寫作、翻譯和教學工作，直到力盡方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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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在香港的關鍵時刻委身付出，為社會、為教育、為福音作出貢獻。今天香港的教會在辦學方面早有先天優勢，卻遇上香港的重大轉折時刻。政策急轉，環境不再一樣；適齡兒童人口下降加上移民浪潮，這些外圍因素不由我們控制，然而，培育生命來自基督信仰的核心價值；使人得豐盛的生命亦是傳承自耶穌基督在世上的工作，無論如何，教會仍要堅守基督教教育的使命――培育兒童和青少年生命的成長，關心學生生命的改變，藉著上帝的大能去改變人的生命。
面對新時代的種種艱困，我們實在需要在辦學理念上、目標和實踐上，不斷反省，以昔日傳教士先賢為榜樣――虔謹謙卑、注重大體、洞察時機、結連人才，以此作為基督教辦學者實踐的方向，以神的國度為念。
踏足在先賢曾委身的路徑上，讓我們能回到辦學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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