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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科學教育論壇, 第五期, 第三冊, 文章二(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鄭美紅、孫愛玲 漢字部首及詞語與建立科學概念的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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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背景
科學學習跟社會文化的關係相當密切。Braund (1991)曾就兒童對生物分類概念的認識進行研究,發現文化和課室以外的生活環境均與學生形成另類概念有關。Needham (1993)指出,中國科學也有值得學習的地方,例如中國人能準確觀測天文現象;繪製地圖以示地形的起伏;利用生物控制蟲害;中醫藥的療效;中國人所持的並非「機械論」(mechanical view)的思想,而是相信「有機論」(organicist view),認為各現象之間都相互連繫。由此可見,認識中華文化與科學學習都有密切的關係。
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思想和科學概念都是透過語言來表達。故此,語言和科學學習亦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Bernhardt, Hirsch, Teemant & Rodriguez-Munoz (1996)的研究指出,如以英語學習科學時,教師應注意學生先懂得閱讀、拼字、正確運用字詞,才能對學習內容有全面的理解。Colburn & Echevarria (1999)提倡充分掌握作為學術語言的科學語言,而課堂活動亦應確保能讓學生運用學術語言。由於學習科學語言也是科學教育的一部分,Lyle & Robinson (2002)及Lemke (1990)均指出,學生在學習科學概念的同時,必需學習科學語言作為閱讀、寫作、解難及進行實驗活動的工具。
不過,語言運用亦可導致另類概念的產生。學生可能會把科學語言與日常語言混淆。Harlen (2002)提出兒童理解科學有七類基礎,包括:有限的經驗、感覺遠勝邏輯、只著眼於單一特徵而忽略其他特徵、錯誤推理、限制在某一特定環境、誤解字義、缺乏其他意念,而理解及誤解文字屬七類基礎之一。此外,亦有不少研究找出學生對科學語言的理解(Deadman and Kelly, 1978; Brumby, 1979; Schaefer, 1979; Tamir, Gal-Choppin & Nussinovitz, 1981)。例如Bell (1981)曾研究大、中、小學程度的學生對“animal”(動物)一字的理解,發現學生會認定動物是「大的、有四隻腳的、有毛的、可在家、動物園或農場找到的……」;英國亦有研究(Ryman 1974a, 1974b)指出,只有半數受訪學生能夠分辨出青蛙是兩棲類動物,有34%的學生能認定烏龜是爬行動物。他們普遍認為「昆蟲」為「細小及令人毛骨悚然的生物」。上述有關動物與昆蟲二例,均涉及日常用語,與科學名詞的理解有所不同。Trowbridge & Mintzes (1985)舉出學生會受字形影響誤把生物分類,例如會認為水母、海星及蟹這三種無脊椎動物是魚類的一種,這可能是由於“jellyfish”(水母)及“starfish”(海星)都包含“fish”(魚)這個生字所致。此例子顯示字詞結構的確會影響科學概念的建立。
以上所述的研究均在英語社會進行,以漢語為學習語言的社會則鮮有類似研究。筆者去年曾初步探討漢字結構與科學學習關係(鄭美紅、孫愛玲,2003),結果發現生物名稱的部首確對學生了解生物分類有一定影響,最明顯為「蜢」的「虫」字部有助分類,而「蜘蛛」的「虫」字部與分類概念無關,甚至有誤導成分。結果亦反映學生對「金」、「石」、「肉」、「气」部首與相關科學概念的認識不深。教師其實可利用這些部首,教授學生相關的科學概念,或從部首聯想同類物質,作為教學活動。此建議與Simich-Dudgeon & Egbert (2000)的立場一致,認為應把科學學習與科學語言融合起來,這些教學活動可包括評述、說故事、角色扮演等。
Copyright (C) 2004 HKIEd APFSLT. Volume 5, Issue 3, Article 2 (Dec.,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