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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很容易被標籤為「曳」、「怪人」或「不正常」。在被外人誤解的時候，世上並沒有從天而降的美國隊長、雷神或黑騎士出來「拯救」他們，但就有一群願意接納不同差異的老師，努力提升大眾對特教議題認知，讓世界對他們包容一點、善良一點，而香港特教界權威冼權鋒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不過原來冼教授並不是從小便立志要當特教老師，70年代他預科畢業後，加入了香港懲教署擔任二級文員，再被調派到漆咸懲教所上班，接觸到不少犯了事、被法庭判入教導所的青少年，「當時我是一名年青人，而我服務的對象也是年青人，這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他深感教育能改變年青人的命運，同年亦獲柏立基教育學院（柏師）通知獲派學位，於是便離開懲教署的工作，再次當上學生，接受師資培訓。
70年代末期，香港正式實施9年免費教育，當中許多普通學校也有開設特別班，目的為專門照顧有學習困難或情緒問題的學生。特別班無論在升班制度、師生數目及課堂進度等各方面，與普通班都大相逕庭，譬如說特別班的學生三年都在同一班，不會跟普通班的學生有交流，就像劃分了兩個世界般，故有 「一校兩制」的情況出現。
特別班共有3班，一班有20人，但就只有5位老師負責。作為「被選中的人」之一，冼教授表示過程有苦有樂，「當時來說，我的知識未必足夠應付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所以有時候都頗束手無策。」他憶述當年上數學課的時候，有些女同學很乖、很聽話，每一堂都是坐最前面的位置，「但不知為何，無論我如何重複教同一個數學概念，她們都難以理解。」後來冼教授才明白她們是有某種特殊學習障礙，但對於當時初出茅廬教書的他來說，無疑會帶來一種不知所措的挫敗感。
雖然剛入職就要「打大佬」，冼教授仍能從中找到教學的意義及樂趣，「特別班毋需追趕主流課程進度，能夠根據學生的能力因材施教。」以數學科為例，冼教授會遷就他們的學習程度，教授小四、五的數學課程，「如果直接放特教生在大班讀主流課程，他們的失敗感會很大的。」
這段經歷讓冼教授明白何為「以學生為本」，同時令他開始反思自己在特教方面的專業成長，「制度上，我們是能夠安排特教生進行初中的學習，但在照顧他們的特教需要這方面，是需要更多的探討。」因此在教了特別班三年之後，他毅然放下教職，前往英國進修特殊教育的教育學士課程。
在英國留學一年的經歷讓冼教授眼界大開，更認識到將特教生融入主流教育系統的「融合教育」做法，「80年代英國的融合教育政策已發展得如火如荼，無論是在資源、人力及政策推廣方面，都有我們值得學習的地方。」
學成回港後，冼教授重返原校繼續任教。校長跟他說，香港也開始推行融合教育、慢慢摒棄「一校兩制」的做法，因此特別班會被取消。於是冼教授順理成章轉成一名普通班老師，並將他在英國學到的知識應用在課堂上，「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嶄新的體驗，一方面我要照顧一班40人的學習，同時也要兼顧照料班裏的特教生。」
由於冼教授同時具備特別班與普通班的教學經驗，因此在90年代他獲聘到柏師擔任特殊教育學系的助理講師，投入教師培訓的工作，「以前我們是專職專教，集中訓練一小撮的老師應對特教生；反之在融合教育政策之下，我會希望看到每間學校最少有八成的老師，都曾接受過基礎融合教育培訓。」冼教授曾獲教育局資助5,100萬港元，開展教師專業培訓計劃，為香港教師提供不同程度及廣泛系列的特教課程，促進學界的融合教育發展。
回顧過去數十年的教學生涯，冼教授接觸到多個特教類別的學生，明白特教其實是一個很闊的頻譜，「不是片面地指學生智力低、學習能力差，還包括資優、認知能力高或者有情緒問題的學生。」他堅信有教無類，認為只要社會願意給予特教生機會，他們就能盡展才能。
「以往我們可能會一廂情願，覺得自閉症、中度智障人士只能在庇護工場工作。」本地展能沙畫藝術家李世豪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他本身是一名自閉症及中度弱智人士，在業界同工各方的努力之下，他獲得被栽培的機會，然後達至今時今日的成就。」在現今的多元社會之下，特教生有了「被看見」的機會，能夠在人生路上發光發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