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經常聽到一個熱門話題：「共同富裕（共富）」和「平均富裕（均富）」。我認為兩者不應混為一談，「共富」並不等於「均富」。以下筆者會嘗試從經濟角度，對此作一些分析。

20世紀70年代末，內地市場開始對外開放，鄧小平曾提到「改革開放會令少數人富起來」。我猜下一句應該是「讓這小部分人，把大部分未富起來的人拉起來」，可是我們在現實中已很難找到「發財立品」的人，遑論是「未發財、先立品」。近年，商界都在宣揚社會企業責任，企業不僅要對股東負責，還要對其他持份者，包括社會負責；再往前走多一步，就是將企業社會責任視為企業的策略目標之一，與賺取盈利一起納入共同價值觀的範疇。然而，大多數企業仍只着眼於利潤，有些更會用盡一切辦法，逃避本身應負的社會責任，因此在某些情況下，社會就可能需要採取一些較嚴厲的措施，防止貧富差距進一步被擴大。

問題在於：如何建立一個適當及妥善的市場機制，既能為企業家提供充足誘因，激勵他們不斷創新，又能讓政府有足夠稅收，幫助有需要的人呢？市場的監管框架固然可以提供保障，防止贏家壟斷，在市場上通吃，但市場和其監管框架需要有透明度，為所有人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這一點談來容易，卻知易行難。

美自詡經濟最自由 亦設反壟斷法

經濟學入門已讓我們明白到，在正常市場沒有任何限制的情況下，大型企業將不斷壯大，而小型企業則會被擠出競爭行列，最終導致整體市場被大型企業壟斷。正因如此，自稱擁有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系的美國在1890年引入反壟斷法，以維持市場的公平競爭。

香港也有類似的情況。以電力供應為例，如果你在港島居住，就只能向港燈購買電力，而九龍的居民就只能向中電購買。因此，即使香港同樣聲稱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政府奉行「不干預主義」，也要對這兩家公用事業實施利潤管制。在市場主導的經濟體系，我們仍然需要政府擔演一個恰當的裁判角色，以確保公平競爭。事實上，本港一直是全球財富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堅尼系數於2017年曾高達0.54。

我們要知道，經濟增長不一定會觸發涓滴效應，惠及每一個人。以2019年美元為基準的不變價格計算（世界銀行），本港人均GDP從1998年的25,808美元，增長至2008年的31,515美元，增幅高達22%；但是，同期的家庭收入中位數基本上卻維持在18,000港元的水平，說明整體財富雖有增長，卻沒有惠及廣大的中、低收入家庭，財富分配十分不均。本港家庭收入中位數是政府於2011年推出法定最低工資制度後，才開始穩步增長，這顯示市場經濟的運作，有時或會不如預期，必要時政府須進行適當干預。另外，本地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點20年來仍只有10,000多港元，同期的房產價格卻升達幾倍以上。

有否辦法加快房屋供應 改善民生

本港存在貧富懸殊的問題，是不爭的事實，遺憾的是這個差距愈來愈大。我認為這正是「有資產」與「無資產」的差距，而經歷過金融危機後的幾次量化寬鬆，這個差距就變得更大。由於大量流動資金追買資產，導致房地產價格飈升，而特區政府要面對的重要難題，是如何解決房地產市場的寡頭壟斷結構，當局可能需要採取一些嚴厲的措施或革新的方法。

經常會聽到按「法定程序」辦事，香港作為一個法治社會，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有些現行政策、程序，是由過去殖民政府，以及當時的利益群組制定，由保護他們自身利益的角度出發，有其獨特的時代背景。回歸至今已20多年，我們必須反思：這些政策、程序，能否縮減貧富差距，保障公平競爭？是否有辦法加快土地開發及房屋供應，改善民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們下一步應如何處理？這是每個從政者都必須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