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仁良教授現為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兼金融學講座教授。張教授同時亦為復旦大學顧問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學兼任教授。
張教授是著名金融學學者，主要的研究範疇包括公司財務、投資和金融市場的發展。此外，張教授同時積極參與社區事務。他是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諮詢委員會主席，香港金融管理局ABF香港創富債券指數基金監督委員會主席，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諮詢會主席，醫護人力規劃及專業發展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轄下的護士及助產士小組主席以及太平洋經濟合作香港委員會主席。同時，他獲香港特區政府委任為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社會企業諮詢委員會委員，廉政公署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委員，廉政公署保護證人覆核委員會小組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委員，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SFC)轄下的產品諮詢委員會委員，最低工資委員會委員及醫護人力規劃及專業發展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委員等。張教授也是路訊通控股有限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教授於2009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發銅紫荊星章，於2007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

提要

香港的貧困和貧富懸殊問題形成日積月累，部分源於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外部環境改變，部分源於政府對策的滯後，沒有及時調整政策應對，還有一部分原因在於一些對香港經濟有影響的大型企業集團過分追求經濟利益，涸澤而漁，忽視了其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政府應及時改變長期堅持的「大市場，小政府」，放任市場經濟自由發展的管治哲學，積極調整各項政策，關懷弱勢，改善民生，切實解決貧困和貧富懸殊問題。以往盡享便利政策的商界也要積極承擔、履行社會責任，聯合非政府機構等社會力量，推動貧困和貧富懸殊問題的解決。貧困和貧富懸殊問題的解決有助於化解社會深層次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保障香港社會和經濟的長遠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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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香港經濟保持穩定發展，但貧困和貧富懸殊問題卻日趨嚴重。政府公佈的2011人口普查簡要結果顯示，2011年香港家庭住戶月收入中位數為20,500元，較10年前的18,710元增長9.6%，但依然有接近20%的家庭月入8,000元以下，月入4,000元以下的住戶更是由8%增加至9.1%，達到21.4萬戶。考慮到同期12.5%的通脹率，香港至少一半的家庭實際收入有所下降，低收入住戶組群生活尤其百上加斤。如果按照住戶入息不高於同類型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為標準劃分貧困人口，香港的貧困人口將超過百萬人。在低收入組群收入停滯不前的同時，少數極富組群的財富卻持續膨脹，香港1%左右的富人已掌握了超過50%的財富，在2010年聯合國人口發展報告中，香港的貧富懸殊狀況在全球發達經濟體以及亞洲主要城市中均高居前列，令人警醒。

財富分配不均 威脅社會穩定

香港的貧困和貧富懸殊問題由來已久，肇因於多個方面。首先是伴隨經濟全球化的經濟結構調整。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香港經濟逐漸由以製造業為主轉向以服務業為主，傳統製造業基本外移，金融、貿易、物流、旅遊等成為主導產業。近年來，香港經濟更是向高知識、高科技、高增值方向發展。技術的進步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一方面導致了社會對低學歷、低技能勞動力需求的減少和勞動力價格的下降，另一方面導致了收入分配向高知識、高技能群體的嚴重傾斜。低學歷、低技能勞工收入停滯不前甚或有所下降，加上物價持續上升，低收入群體生活陷入貧困，而企業主和高知識、高技能僱員收入卻不斷攀升，這在很大程度上惡化了香港的貧困問題，也加劇了貧富懸殊。
其次，近年來香港社會下層向上層的人員流動步伐明顯放慢。在上世紀80年代及以前，大學生畢業時通常都能手握好幾個不錯的工作機會，入職以後也很容易得到晉升；然而，現時的大學畢業生即使是謀求一份再普通不過的工作都競爭激烈，晉職的通道也大為收窄。一些10年前的大學畢業生如果沒得到晉升或者得不到好的轉換工作機會，月入很可能依然少於2萬元。向上流動通道的受阻，部分源於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高薪職位相對減少，部分源於高薪職位面對非本地僱員更激烈的競爭。
此外，近10年來，香港資產泡沫再次積聚，特別是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漲，加劇了香港的貧困和貧富懸殊問題。房地產價格的高企，不但耗盡了部分新購房者的錢財，使其花費餘生的所有時間和精力償還房貸，也大幅提高了租房居住和營商的租金成本。近年來，不少的商舖、食肆等因過重的租金負擔而被迫結業，惡化了相關業者和僱員的生活。房地產價格的高企也是造成代際貧困的重要原因。無房家庭不但享受不到房價上漲帶來的財富增值，子女更要面對越來越高的房價，加上有限的向上流動機會，使得置產越來越遙不可及。後果便是富人和窮人家庭子女之間知識和資本的鴻溝不斷擴大，富者愈富，貧者則很可能代代貧困。最後，香港的多數生活用品依賴於從其他地區尤其是內地進口。內地物價持續上漲以及人民幣不斷升值引發的通貨膨脹，一定程度上也令香港低收入群體的生活雪上加霜。
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貧困和貧富懸殊問題惡化，產生了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威脅著香港社會的穩定、和諧。在香港的貧困人口中，超過三分之一為長者貧困。香港尚缺乏行之有效的退休保障制度，很多長者退休後難有穩定的收入來源，部分長者雖繼續工作，但限於知識、技能的不合時宜，往往收入欠奉，很難維持體面的基本生活。香港社會老齡化趨勢已十分突顯，很多長者老無所依，老無所養，則是社會的不義。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和向上流動機會的匱乏，使得中下階層民眾收入難以有效增加，尤其很多年青人找不到向上發展的空間而陷入代際貧困的泥潭，多數民眾不能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則是社會的不公。

需要多方共同努力解決問題

中低收入人群對社會的不滿和怨懣與日俱增，低收入階層和富人階層的對立日漸尖銳，各階層之間的利益紛爭越來越多，矛盾日益激化，年青人的抑鬱和犯罪現象更是明顯增多。貧困和貧富懸殊問題之長期不能有效解決，也加大了政府施政和管治的難度。近年來要求政府推行高福利政策（如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推動香港向高福利社會轉型的呼聲日漸高漲。在飽受抨擊和壓力之下，政府在推出管治政策時容易在短期內滿足大眾的福利需求和長期內保障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之間進退失據。更嚴重的是，貧富階層對立情緒的升溫，有可能會影響到社會穩定的基礎，增多社會不穩定因素，動搖投資者對香港投資、營商環境的信心，損害香港經濟長遠健康的發展。
香港貧困和貧富差距問題的解決需要政府、商界、非政府機構等社會主體的共同努力。多年來，香港政府堅持「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理念，施行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政策。市場經濟鼓勵競爭，強調優勝劣汰。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貧富差距不斷拉大，是市場經濟自由發展的應有之義。過分堅持市場為主、政府為輔，不但無助於解決甚至會惡化貧困和貧富差距懸殊等問題。政府的不干預也不免被人詬病為官商勾結，如對地產商監管無力、偏幫等。政府應糾正長期以來對商界的偏袒，放棄對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執著，勇於以政府的有形之手來調節市場失靈的領域，政府要積極作為，在維持公平公開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的同時，更要注重保障弱勢群體的利益，保證低收入群體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去年開始實施的《最低工資條例》對於縮小貧富差距效用雖有限，但對於解決在職貧困問題卻有積極作用。《最低工資條例》實施後，預計近30萬低收入僱員平均可獲加薪16.9%，相信絕大部分受影響僱員的個人及其家庭生活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而單純依靠市場力量，這些僱員很難獲得收入上的提高。

大型企業要承擔社會責任

長者貧困的解決要求政府在繼續完善社會綜援、高齡津貼、生果金等救助機制的同時，還應檢討改進強積金計劃等退休保障機制。在財政資源允許的情況下，可考慮提高一次性救助的力度，更要考慮加大在社區服務、安老服務、醫療保健服務等方面的投入，長短期措施結合來改善貧困長者的生活狀況。對於青壯年貧困人口，政府政策應著重於授人以漁，除繼續為他們提供各種職業、技能培訓以及相關的就業服務之外，還應採取政策培育、扶持能為他們提供更多就業和發展機會的產業，設立種子基金鼓勵支持自主創業。政府尤其要採取措施解決代際貧困問題，應加大對貧困家庭子女教育的支持力度，保證他們有機會接受各種素質教育，一定程度上彌補他們相對於富裕家庭子女的先天性競爭劣勢。當然，檢討當前的房屋政策，如增加普通住宅土地供給、壓縮豪宅單位發展、抑制房屋的投資投機性需求、為初次購房家庭提供信貸優惠等，維持房價在合理水平，使中低收入家庭的置產夢不再那麼遙不可及，也是解決香港貧困和貧富差距問題的重要方面。
貧困和貧富懸殊問題的解決不僅僅只是政府的責任，商界也要承擔、履行更多的社會責任。香港稅制簡單，稅率低，一些大型商業企業繳交的利得稅相對於其享受的營商便利不成比例。而且，香港經濟某種程度上為少數幾個大型綜合企業集團所左右，他們可以享受規模經濟的好處，並利用資金、成本、政策等優勢，將中小企業擠出市場，在獲取壟斷帶來的巨額利潤的同時，也扼殺了相關中小企業發展壯大的機會。因此，商界尤其是大型綜合企業集團必須飲水思源，積極承擔企業社會責任，建立長效的回饋社會機制，除了特殊事件發生時應景式的現金捐贈外，更要定期拿出一定份額的利潤與社會分享，如和非政府機構長期合作為貧困家庭提供幫助等。
事實上，商界承擔履行社會責任幫助解決貧困問題也有利於自身的長遠發展。一方面，貧困人口的減少會帶來消費能力的提高，促進商業發展；另一方面，貧困人口的減少，貧富差距的縮小，有助於緩解普通大眾對於商界的不滿，降低社會不穩定因素。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是商界持續健康發展所必需的。再者，如果貧困和貧富差距問題長期惡化得不到解決，也會迫使政府出台政策，如向企業加稅等，來實現利益的重新分配。

政府應調整政策改善民生

香港的貧困和貧富懸殊問題形成日積月累，部分源於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外部環境改變，部分源於政府對策的滯後，沒有及時調整政策應對，還有一部分原因在於一些對香港經濟有影響的大型企業集團過分追求經濟利益，涸澤而漁，忽視了其應承擔的社會責任。貧困和貧富懸殊惡化的後果也日漸顯現，現時香港社會的諸多紛擾很大程度上便源自於對貧困和貧富差距擴大的擔憂和不滿。政府應及時改變長期堅持的「大市場，小政府」，放任市場經濟自由發展的管治哲學，積極調整各項政策，關懷弱勢，改善民生，切實解決貧困和貧富懸殊問題。以往盡享便利政策的商界也要積極承擔、履行社會責任，聯合非政府機構等社會力量，推動貧困和貧富懸殊問題的解決。貧困和貧富懸殊問題的解決有助於化解社會深層次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保障香港社會和經濟的長遠可持續發展。（小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