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科學教育論壇, 第四期, 第二冊, 文章十(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吳洪成、李兵 洋務運動時期西學科學與科技知識的引入及相關教科書的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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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洋務派建立的譯書機構

鴉片戰爭以後，開明地主階級最關心的問題就是了解擅長海事、挾持騷擾的西方列強。他們認為，瞭解西方最有效的途經是翻譯。1839年，林則徐就曾下令組織人員翻譯外國報紙。在他的主持下，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的某些章節於1841年譯成中文，書名《四洲志》，以後魏源又議設官辦譯局。19世紀60年代初，馮桂芬在《校頒廬抗議，采西學議》中也提出了譯西書的問題。

60年代後，洋務運動進一步展開，洋務派官僚曾國藩、李鴻章都很重視譯書工作。因此，洋務派設立的京師同文館十分重視譯書工作，除編譯外，還編譯了其他西方科技、國際公法等書籍。1868年，又在江南製造總局成立了翻譯館，首先翻譯出版了有關軍事工業用書。

京師同文館設於1862年，建立最初之目的是培養外語翻譯人才。同文館開始只設英文館，後來規模逐漸擴大，又陸陸續續增設了俄文館、德文館、東文館等。繼而又增設天文算學館。格致館等。這樣，館中所立課程，除了外國語外，還有天文、輿圖、算學、化學、格致學等，為了滿足這些課程的需要，京師同文館相應地編譯了以上各學科的教材。

同文館的學生在學習館內其他課程的同時也極其重視翻譯能力訓練及作一些譯書的輔助工作。同文館的學制為八年，其進程安排有諸如認字寫字，講解淺書，講各國地圖，數理啟蒙，講求格物，講求機器，講求化學，天文測算等。^[2]從其學習進程的安排來看，整個學習過程既練習譯書又不偏廢其他學科，特別是科學技術學科的學習，以期相互促進。同文館對譯書課程的重視極有利於翻譯能力的提高。因此，許多學生成了教師譯書的助手，有的則獨立譯書。光緒十二年（西元1886年）總理衙門奏請設纂修官二員，初以席淦、汪鳳藻充任，對所譯書籍進行刪改潤色。依據《同文館題名錄》記載，同文館歷年翻譯書籍如下：

• 萬國公法（總教習丁韙良譯）、
• 格物入門（總教習丁韙良著）、
• 化學指南（化學教習畢利幹譯）、
• 法國律例（化學教習畢利幹譯）、
• 星軺指掌（副教習聯芳、慶常譯）、
• 公法便覽（副教習汪鳳藻、鳳儀等譯）、
• 英文舉隅（副教習汪鳳藻譯）、
• 富國策（副教習汪鳳藻譯）、
• 各國史略（學生長秀，楊杻等譯，未完）、
• 化學闡原（化學教習畢利幹譯）、
• 格物測算（總教習丁韙良口授，副教習席淦、貴榮胡玉麟等筆述）、
• 全體通考（醫學教習德貞譯）、
• 公法會通（總教習丁韙良譯）、
• 算學課藝（副教習席淦，貴榮編輯）、
• 中國古世公法論略（總教習丁韙良著）、
• 星學發軔（副教習熙璋、左庚等譯）、
• 新加坡刑律（副教習汪鳳藻譯，待刊）、
• 同文津梁（總教習丁韙良鑒定）、
• 漢法字彙（化學教習畢利幹著）、
• 電理測微（總教習歐禮斐著，待刊）、
• 坤象究原（副教習文祐譯）、
• 藥材通考（醫學教習德貞著）、
• 弧三角闡微（總教習歐禮斐著）、
• 分化津梁（化學教習施德明口譯，纂修官化學副教習王鍾祥筆述）。^[3]

同文館翻譯的書籍因館內肄業學生教學需要曾選用為數理、格致、化學、航海測算和天文機器等課程的教材。同時，同文館的許多譯書也被當時其他新式學堂採用為教材，如《格致入門》、《化學闡原》、《物理測算》、《天文發軔》、《星軺指掌》、《算學課藝》和《全體通考》等。^[4]

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是19世紀中國最大的西書翻譯出版機構。據梁啟超《西學書目表》統計，在1896年前出版的352種西書中，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刊的有120種之多，占34.1%。清同治四年（西元1865年），李鴻章會同曾國藩奏明在上海虹口地方收購美商記鐵工廠一座，改為江南製造總局。李鴻章曾說過"西洋諸國以武器為長技，欲求制馭之方，必須盡其所長，方能奪其所悖。"^[5]因此，江南製造總局在製造新式軍火的同時，為了配合軍事工業的需要，迫切需要出版軍事工業用書。同治七年（1868年），江南製造總局專設翻譯館，先後請人來館譯有裨製造的書籍，其中華人有：徐壽、華衡芳、李善蘭、徐建寅等，西人傳教士有傅蘭雅（英）、瑪高溫（美）等。^[6]

製造局翻譯館的譯書主要是為軍工製造提供技術資料，譯書"專以兵為主，其間及算學、電學、化學、水學諸門者，則皆得資以製造，資以強兵之用。"^[7]根據梁啟超的《西學書目表》所載，兵政類書共55種，成于翻譯館的占33種；船政類8種，成于翻譯館的占3種；工政類38種，成于翻譯館的有27種；測繪類共6種。這個階段自然科學，特別是法政等社會科學很少。梁啟超說："惟西政書籍，譯者寥寥"。
製造局翻譯館除了翻譯有關水陸兵勇武備等"軍工製造"緊用之書外，也譯出了許多講求基礎理論的格致之書，如《代數術》、《微積溯源》、《化學鑒原》、《地學淺釋》等，以上書籍都被同文館和其他學堂採用作教材。據奈特《傅蘭雅把西洋科學技術引入19世紀的中國》一文稱，製造局曾譯出一些有關數學和自然科學的教科書，如白起德的《運規約指》（1855年版）、鮑曼的《實用化學入門》（1866年版）、田大理的《聲學》（1869年版）等。^[8]

同文館和江南製造總局翻譯館對當時中國士林風氣影響頗大，"自同治初年，創設機器制局以後，凡天文、地理、格致、氣化諸學，無不精益求精，備愈完備。規模日漸其大，學問日見其新。"^[9]這些譯著不僅改變了傳統士林風氣，而且還使許多知識份子接受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新觀念，破除了一些陳舊的傳統思想和封建迷信意識，形成了新的知識觀。在這個階段，雖然從整體上看中國傳統學校制度並未改變，但已出現了新的學校類型並孕育了新式學校教材的產生。傳教土翻譯的西書除了為教會學校選作教本外，也為當時新式學堂採用為教材。京師同文館譯書處，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譯籍除了供同文館和製造局工藝學堂選用外，其他新式學堂所選用。隨著西學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及新式學堂中西學堂中西學課程的開設等，所有這些因素都為新式學校教材的產生準備了土壤。

近代教科書編譯機構的誕生

西學較大規模的引進，教科書編輯的規模化、組織化是在洋務運動時期近代編輯教科書機構產生後才開始的。基督教傳教士創辦英華書館、墨海書院，是他們創設的早期譯書機構。至此以後的地二十年間僅繼續開設了幾處譯書局^[10]，傳教士在華的譯書活動沒有很大的發展。

1877年5月，在華基督教傳教士第一次大會召開。會上，美國長老會的傳教士狄考文提出，教會學校的成敗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是否擁有好的和適用的教科書"。^[11]根據狄考文的建議，大會決定成立"益知書會"，即"學校教科書委員會"。從此正式誕生了中國近代編譯出版教材的專門機構。會議決定，任命丁韙良、韋廉臣、狄考文、林樂知、黎利基和傅蘭雅等組成委員會負責籌備編輯一套初等學校教材，以適應當前教會學校的需要。委員會成立後，召集了幾次會議，並就以下取得了一致意見：籌備編寫中文教材，其中要包括算術、幾何、代數、測量學、物理學、天文學、地質學、礦物學、化學、植物學、動物學、解剖學、自然地理、近代史、中國史、英國史、西方工業等一系列非常完備的科目。

到1890年，"學校教科書委員會"共編輯出版了84種教科書，50幅地圖和圖表，內容多涉及自然科學。教科書有《筆算數學》、《形學備旨》、《代數備旨》、《三角數理》、《代數術》、《八線備旨》、《重學》等。^[12]另外，宗教書籍也占很大比重，如：《都會三字經》、《耶酥事略五字經》、《福音識字課本》、《舊約史記課本》等。^[13] 1890年，經在華基督教第二次傳教士大會決定，將1877年設立的基督教學校教科書委員會改組為中華教育會，其職能逐漸擴大，該會目標為"探求及研究中國教育事業，加強從事教學工作人員教授的互助"。此外，還有1887年11月1日由在華的外國傳教士在上海成立的"同文書會"，1892年改稱"廣學會"。該會以"以西國之學廣中國之學，以西國之學廣中國之舊學"相標榜。

在教科書的編輯方針方面，"學校教科書委員會"及其後身"中華教育會"乃至"廣學會"都強調，必須把宗教精神和教義貫穿在整個編寫過程中。章廉臣在第一屆傳教士大會上所作的"學校教科書委員會"的報告中提出"科學和上帝的分離，將是中國的災難"。狄考文在1877年經一屆"在華基督教傳教士大學"上所作的《基督教教會與教育的關係》的報告中更強調："雖然教育作為教會一種非常重要的機構，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它不能代替傳教，傳教無可爭議地乃是教會最重要的工作。"^[14]這說明，教會的一切活動，包括教育在內，最重要的目的在於傳教，使人信教，最終要使中國乃至全世界"基督化"。在這樣的教育目的的支配下的教育內容必然大量充斥著粗製濫造的宗教教條。對此，連狄考文也承認"教科書委員會出版的相當大一部分根本不是什麼學校教科書，而不過是宗教傳單。"^[15]